制度優勢為中國經濟保駕護航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長期保持健康穩定態勢,與頻遭經濟危機打擊的西方形成了鮮明對照。

經濟危機是指由於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總量和結構失衡而引發的國民經濟劇烈波動,表現為大量商品滯銷,眾多企業倒閉,失業人口劇增,經濟增長停滯,整個社會經濟陷入癱瘓和混亂狀態。早期資本主義面對經濟危機通常靠市場自發調節恢復平衡,1929-1933年大蕭條之後,西方國家開始加强政府干預。70年代以來為擺脫“滯漲”危機,西方國家重新強調依靠市場自發恢復平衡,削弱國家干預,導致經濟危機頻繁發生,最近一次嚴重危機是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其陰影至今沒有消除。近期歐美國家開啟了新一輪以降息和量寬為內容的宏觀調控週期,試圖克服越來越明顯的經濟衰退。然而此次衰退的主要誘因是制度性和結構性問題,如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嚴重的去工業化、經濟高度虛擬化、低技能失業人口規模擴大、政府債臺高築等,要克服經濟衰退,必須要對西方國家基本經濟制度和宏觀調控體制進行深刻變革。可以說,西方國家之所以反復遭受經濟衰退和經濟危機之困,根本原因是其反危機的措施沒有觸動導致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本衝突。

而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沒有發生西方那樣的經濟危機,根本上講得益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獨特制度優勢。

其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避免經濟危機提供了堅實制度基礎。歷史經驗表明,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制度性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私人壟斷資本往往以損害社會利益、長遠利益、國家利益為代價謀求私利,使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衝突不斷激化,導致經濟危機發生。我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各類經濟組織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生產目的,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當前利益與長期利益實現了有機統一,從根本制度上保證我國經濟長期健康穩定運行。

其二,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有助於防範經濟危機發生。市場經濟具有自主經營、加快要素流動、通過平等競爭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的優勢,但也存在著自發性、盲目性、投機性、短期性、滯後性和容易導致壟斷行為等弱點,這些弱點會引發經濟危機。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能够通過國有企業、經濟規劃、宏觀政策、產業政策、微觀政策、改革政策、社會政策等手段保持總體經濟總量平衡和結構平衡,實現社會和諧,有力地克服市場經濟的弱點。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優勢與市場經濟的優勢相結合,既能够充分釋放市場的活力,又能够保證國民經濟協調穩定運行,從而有效地避免危機發生。

其三,黨對經濟工作集中統一領導,有利於集思廣益、凝聚共識,有利於調動各方、形成合力,具有防範和應對各類重大風險和危機的强大能力。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政治邏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發展和共同富裕,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經濟邏輯,政治邏輯與經濟邏輯相輔相成,相互作用,共同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偉大成就,實現長期健康穩定發展。(作者是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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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局勢的三角博弈,誰能笑到最後?Part 1/4

香港的局勢,本質是三角博弈,這三方分別為中華美英政治勢力,以及香港的大資本財團勢力。從三方勢力在港的力量組成,利益訴求和行動策略三方面來分析這場博弈。
(I)美英政治勢力及其在香港的走卒與炮灰
在香港跳得最歡的人群並沒有資格參與博弈,而只是美英政治勢力的棋子。
香港街上的黑衣人不分晝夜四處鼓譟生事,興風作浪,從6月至今已經超過2個月,而且有愈演愈烈烈,越來越極端和暴力的趨勢。如果只是蓄積的民怨自然的爆發,顯而易見不可能持續這麼久,沒有一個經驗豐富,資金充沛的組織在後面鼓動和操縱是不可能的,明眼人一開始就能摩擦來。

早在今年3月和5月,著名香港漢奸政客陳方安生,李柱銘等人就去美國請旨:
3月23日,香港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等幾名反對派人士帶著新副本“洋狀”赴美,與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碰頭。他們“投訴”香港的民主人權和“一國兩制”出了問題,祈求“洋大人”插手,給中國施加壓力。
5月15日,香港“民主黨”主席李柱銘在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召開的論壇上,關注國際社會反對香港修訂《逃犯條例》,還去找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以求關注。
外交部駐港公署網站7月9日消息,有媒體報導,美國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等日前分別會見了香港商人黎智英,討論修訂《逃犯條例》事態發展以及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自治民主。

美國除暗中策劃,還提供實時的戰術指導:

所以,所謂的“反送中”不過是個個藉口,真正的原因是中美貿易大戰之際美國向中國“極限施壓”的一環。6月底,習總和川普在大阪G20會面商討貿易戰, 6月初香港爆發街頭運動,踩在這個時間點,其用意昭然若揭露,和對台軍售類似。不同的是,在香港搞事要花錢,對台軍售卻能順便狠賺一筆。
《金融時報》 7月9日報導,在美中準備重啟貿易談判之際,美國國務院批准了22億美元的對台軍售大單,這將是上任以來規模最大的一筆對台軍售,包括向台灣出售108輛艾布拉姆斯(Abrams)坦克,250枚毒刺(Stinger)防空導彈及相關設備。
所以,黑衣“示威者”喊的口號根本沒有意義,因為他們只是一群沒有思想的喪屍,轉化巫毒教術士的咒語機械的跳動,怎麼能指望他們提出邏輯自洽切實可行的政治綱領呢?黑衣人雖然號稱百萬,聲勢浩大,但不能算做獨立的勢力,在背後驅使他們的香港本地漢奸政客也不能算作獨立的勢力,他們都是美國(現任主子)英國(前任主子)的砲灰和代理人。
美國政治勢力,糾正的說是川普政府,在香港問題上的利益訴求無非是:
1.利用香港問題在貿易戰上向中國施壓,希望把香港變成一個籌碼換得中國的讓步;
2.把香港變成一個潰爛的瘡口,干擾中國的發展戰略;
3.與台灣問題聯動起來,阻撓統一進程。

中國在貿易戰上越打越越勇,美國踢到一塊鐵板,第一個目的已經失敗。第二個盤算,似乎和一些港台高等華人一樣,高估了香港,而低估了中國,香港早已不是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如今完全可以被深圳和上海取而代之,即使中央放任香港完全爛掉,不過是纖芥之疾。
在第三個盤算,在2018年之前,或多或少是成立的:一國兩製本為台灣而設,先用在了香港,那麼就是和平統一台灣樹立一個樣板,想在香港大動干戈,難免投鼠忌器。而在同一個一個主子的協調下,台灣的蔡英文政府和香港漢奸倒是不失時機地沆瀣一氣,在被歷史的車輪碾碎之前替代地做著最後的表演。而,
時移世易,在2019年,無論是高層還是民間,都已放棄和統的一廂情願,而達成武統的共識而武統之後還要“一國兩制,台人治台”,大概只有李鴻章才能幹得出來,所以台灣人怎麼看香港問題,在2019年已經不重要了。
綜上所述,美英亂港的3個戰略目標註定是無法實現的,而,值得警惕的是,在戰術上仍然有可能對中國造成穿透的入侵。即使中國把握戰略上的主動,如果應對不當,仍然在戰術上阻礙不利局面的風險,稍後再述。

香港局勢的三角博弈,誰能笑到最後?Part 2/4
(II)香港的大資本勢力
為了避免敏感,先貼幾個觀網鏈接,然後討論科幻小說和中國歷史。

双城记——香港回归20周年杂记

正所謂一切社會問題歸根結底都是經濟問題,香港年青一代理念的轉變與香港的經濟存在確實存在密不可分的聯繫按照香港大約0.54的基尼係數來說,生活在香港的其實只有兩種人: 10%的有錢人和90%的窮人,至於這90%窮人內部的區別,也不過是窮和更窮兩種雖然人均能拿到大約一萬五起的工資,但是扣掉房租-只要兩千二就能租到架在廁所半空的床板,驚不驚喜?意不意外?-和生活必需品,最後能存下來的並不算多
2017年的香港商住房均價大約在十二萬/平方米左右,甚至是地段偏遠的所謂“上車盤”也差不多是接近十萬起,也即是說,為了一套30平左右的”上車盤”,他們必須要先定一個小目標,稍微靠一萬五到兩萬左右的工資努力工作十年,攢夠六七十萬左右的首付款,然後一按二按從銀行和金融機構借出來四五百萬,就可以立即上車,再為李老闆努力工作三十年了。

香港的葬礼:逝去者,接班者,收税者》:

金融的暴利成就了香港,也慣壞了香港。資本的短視和逐利,讓香港錯過了最好的10年。”
家族們的事業卻蒸蒸日上,鄭裕彤家族在廣州建起530米第一高樓,武漢和天津的周大福中心也指日可待;新鴻基的郭家兄弟,除了每年有150多億的廣場租金,還有九龍巴士和富聯李嘉誠技高一籌,直接跑去英國收租:電信,港口,管道,天然氣,甚至連供電都沒有放過。
若是要讓家族永遠衣食無憂,明顯沒有比“收稅(收租?)”更好的方法
2005年3月10日,董建華宣布提前兩年離任,跟他一起離開的,是那個未曾實現的香港。海港城依然風光,太平山依然快活,城還是李家的城,港還是包家的港

香港怎么救?

10個最大的家族資產就占到香港GDP的35%,這種財富集中程度世所罕見。但與此同時,一是將資產逐步轉移出香港轉移到大陸和西方,這樣一來,就不再同香港的命運聯系在一起隨時可以跳船二就是把統治責任推給中央政府。要使北京去背這口鍋,很顯然,就是要將“治港港人”與“被治港人”的港人內部衝突,轉化成了港人與大陸的衝突。要讓在香港幾無立錐之地的窮屌覺得自己和李先生是一種人,卻與深圳河對岸的大陸同胞不是一種人,很明顯,就要强化“港人”的身份認同,而弱化“被治”的階級認同。

2016年香港的基尼係數為0.539,這個數據也是45年來的新高。

百度百科關於基尼指數的解釋:
基尼係數最初由意大利統計與社會學家Corrado Gini在1912年提出,是指國際上通用的,替換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標。基尼係數最大為“ 1”,最小等於“ 0國際慣例把0.2以下視為絕對絕對平均,0.2-0.3考慮收入比較平均; 0.3-0.4考慮收入相對合理; 0.4-0.5考慮收入”。差距,當基尼係數達到0.5以上時,則表示收入懸殊。

接下來談談科幻。
劉慈欣的文章科幻小說《贍養人類》想像了基尼指數無限趨近於1的社會:

《赡养人类》的故事梗概
你可能只聽說過劉慈欣的《三體》和《流浪地球》,其實《贍養人類》這個短篇小說也很好地體現了大劉的寫作風格:以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原則出發,通過簡單的邏輯和技術想像力,推演一個冰冷殘酷的社會現實。香港可能是地球上最接近《贍養人類》的狂野幻想的城市,我不知道如果香港的年輕人度過在大街上亢奮的一天后回到蝸居,看到這篇科幻小說後會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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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聊聊中國歷史,關鍵字是羈押制度和土司。

羈留制度的記載初步見於《史記》,說漢武帝時四川的反對朝廷設郡郡,不願接受朝廷的直接管理:
天子之於夷狄,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舊唐書·徐堅傳》:
堅以蠻夷生梗,可以羈縻屬之,未得同華夏之製,勞師遠涉。

寥寥數語,和平一統(不必“勞師遠涉”),一國兩制(“未得同華夏之製”)的意思都在裡面了,原因也講清楚了:缺乏群眾基礎,暫時沒法溝通(“生梗”)。

百度詞條關於羈縻州的解釋:
羈留州是指古代朝廷在邊遠合併地區所置之州。以情況特殊,因其俗以為治,有別於一般州縣。相當於現在的自治區。多數的是,古代羈留地並非都是濃縮,果敢楊姓土司和大勐穩段姓土司全都是漢人。

元明清三朝的土司製度是羈押制度的發展和演變:
其⼀,⼟司的任民主。
      ⽽⼟司為世襲貴族,其合法繼承⼈必須接受儒學教育,同時,允許他們參加科舉考試。⽽⼟司的旁係後裔可以參加科舉考試。出於特殊的需要和專門的⼈才,朝廷官員可以舉薦他們出任要職。
其⼆,⼟司的職權。
        ⼟司擁有其領地內的最⾼統管轄權,可以⾃⾏擬設立;擁有成⽚的私⼈⽥莊,私⼈武裝的軍費,辦公費恢復⾃籌;⼟司有應朝廷徵調,外出參戰的職責;⼟司可以⾃⾏任命下屬官員。
其三,⼟司的費用。
       有時會還超過流官,對卓越貢獻的⼟司,朝廷可以破格上次⽐他的官品更⾼的服⾊和尊號;⼟司參戰後,建⽴了戰功,可以和流官⼀樣破格獎賞。
其四,⼟司與流官。
       在西南⼟司地區,任何⼟司等級的機構和衙門,從設置之⽇起朝廷就開始任命有流官,與相關⼟司在同⼀衙門中辦公,其代表是朝廷對⼟司進⾏監督。在西南地區的流官衙門,乃⾄衛所建制,也設置⼟司;⼟司與流官之間可以相互遷轉。即⼟司可以在其他地區出任流官,或在當地出任流官,同樣,原先的流官建⽴了特殊的功勳,也可以改任為⼟司。

並不需要聯想,可以說大同小異了,其中不可忽略的區別是“國教”問題,古代土司要接受正統儒學教育,現在港人拒絕“專制洗腦”,專念洋人的經。另外的大不同之處是,雖然古代的中央朝廷並不直接在土司分區區收稅,但土司仍需向中央朝廷納貢,相當於一種包稅制。

歷史的經驗教訓也足可任選:
上司製度是封建王朝統治等級憲法來解決西南地區的民族政策,其義在於羈押縻勿絕,仍效仿唐代的'羈押制度'。政治上鞏固其統治,經濟上讓原來的⽣產⽅式維持下去,滿⾜於收集納貢。
在它司統治下,⼟地和⼈民都歸⼟司世襲所有,⼟司各⾃形成⼀個個勢⼒範圍,造成分裂割據狀態。

(III)香港麻煩的歷史原因
分析過洋人和土司之後,我們愕然發現,其實中央在香港的影響力遠遠小於我們之前的想像。在體諒中央不易時,我們不禁要問:這種奇怪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呢?

作為老牌殖民帝國和地球曾經的霸主,英國在一戰和二戰元氣大傷之後,不得不從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撤出,從“日不落帝國”變成了“不列顛和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然而,為了方便自己繼續從前殖民地在經濟上吸血和從政治上攪屎,英國人在每次撤退前都展示了高超的埋雷手藝,並得意地稱為“光榮撤退”。的受害者遍布全球,中國周邊就有好幾個位列其中:
在印巴分治上搞鬼,刻意製造克什米爾問題,引發三次印巴戰爭,該問題至今未解決。
在緬甸製造羅興亞問題,造成佛教徒和穆斯林的大規模仇殺,該問題至今未解決。
在馬來西亞,挑動馬來人對南洋華人的仇視,並在華人社團中安插內奸,使華人遭到屠殺和打壓,差點一蹶不振,該問題至今仍未完全解決。

英國人當然不會放過香港,更何況從1980年代初期中英談判到1997年回歸香港,英國佬有十幾年時間可以從容擺。海盜殖民帝國在香港埋下的地雷包括但不限於:
1.操縱香港金融和經濟。中國香港特區的鈔票由3家銀行發行,其中大頭仍是匯豐和渣打在一起英資銀行,中國銀行只佔小頭,直到現在依然如此。香港最大的建築公司,地產商,零售超市還是怡和,英資的;九龍和新界的電力公司雖然叫中華電力,其實也是英資嘉道理集團的。其他像電車,電梯,航空都是英資。英美資本控制。

2.暗中留下大量漢奸代理人。英國離開以前留給香港各行各業的精英人士,政府中高級官員,工商界老闆,傳媒大佬,知名記者,法官,律師等約5萬人一個密碼。他們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到兩個英國使領館,一旦出示該密碼,都可以成為英國本土公民護照,並立即受到領事保護。據英國人寫的香港史揭示,英國當時的考核標準有雖然現在這段歷史已經過了解密期,但其中2100人的身份至今仍被嚴加保密。

4.回歸之前,政治部是港英政府最有效的管治工具,雖歸警務處處分割,但政治部所擁有的特權卻比警務處大,它可以隨時毋須須任何處置進入工會,社團及政治部也肩負情報工作,總之,凡是在港的社團,工會及學校的有關活動,都逃不過其線眼。英國人撤離香港前夕,做的第一事情就是取消政治部這個部門,將所有政治部人員及家屬遣散,同時讓其無條件擁有居英權,政治部的所有檔案,資料亦會全部運回英國。這些運回英國的秘密檔案中,所有這些在職的高級公務員,一旦觸及敏感敏感或重大利益時,有關的秘密和資料會否被翻抄出來?這對過渡到回歸後的特區政府任職高級職位的人員來說,確實是一種頗大的心理壓力。

5.干預司法。香港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的大法官沒有一個是中國籍,一個都沒有!!

6.回歸後繼續殖民教育。香港回歸後,一直不使用來自祖國的教材,而是繼續使用英國人編輯的港英教材。據2017年官方統計顯示,由英國人控制的教材入校基本佔據所有權。 ,,除了在文化,制度和歷史上製造分裂和對立情緒之外,還通過宗教殖民手段改換香港傳統信仰。目前,在香港575所小學中,由基督教,天主教主辦的共有309所,佔53.7%; 506所中學中,由基督教,天主教主辦的共260所,佔51.4%,而傳統佛教和道教內容,分別下降到5.8%和7.3%。

7.輿論控制。在香港活躍的2000年報紙,雜誌社以及網絡傳媒機構當中,90%以上是英美資本。三人成虎,眾口鑠金,香港特區政府許多依法行政的經常被視為輿論綁架。一旦中國政府表態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行政,西方國家就會立刻聯手起來,用巨大的輿論造勢來鼓吹中國政府破壞“言論自由”。

8.引入異族滲漏沙子。亞洲人只佔五分之四,略高於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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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你以為香港政府的統計中亞洲人就是中國人,那就大錯特錯了,香港政府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給給在港的越南人打掩護被英國人以難民身份釋放香港的越南人到底有多少,至今是個謎,70年代末進入香港的越南難民估計在20萬以上,如今繁衍生息,至少應有50萬。在7月的街頭運動中,有人用越南語高喊“香港獨立” ,在油管上可以搜到視頻證據。臭名昭著的港獨份子黃之鋒,就是越南裔。

9.明目張膽的間諜活動。目前,美國,英國,日本駐港領事館有1000人之多,是香港黑衣暴徒的老師爺。
埋下的雷還有很多,超出篇幅就不一一多餘述了。

現實是詭異的,目前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政治存在只有中聯辦,如果把政治的外延再擴展一點,那麼還包括新華社和駐港部隊,僅此而已。你不覺得少了些什麼什麼嗎?

為什麼香港沒有黨委?
治療自由資本主義的特效藥不正是社會主義嗎?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一國的執政黨不能在該國領土上發展黨的組織,宣傳黨的綱領呢?
既然資本家敲骨吸髓式的剝削永遠是最有效的社會主義教育,那麼為什麼沒有人給那些滿腔怨憤的香港人操縱塞一本《工會宣言》?毛主席說過:思想陣地,我們不去佔領,敵人就會去佔領。

巴黎的五月風暴
從前的年輕人對現實不滿,他們會舉著革命導師頭像,揮舞著鐮斧赤幟,慷慨激昂帶著對美好未來的期盼高唱著國際歌前進,在巴黎,在倫敦,在東京,在拉美,那年代,左派進步力量領導的各種民權運動風起雲湧,西方陣營的資本內部外的壓力下,不得不稍作妥協,造就了種種社會福利。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什麼?一群同樣對現實不滿的年輕人穿著黑衣,揮舞著殖民者的旗幟,侮辱和咒罵自己的祖國,高喊著民主自由毆打無辜路人,咬斷警察手指,挖人祖墳,欺負騷擾老人和孕婦,做著喪盡天良的事,走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香港沒有黨委,大概也是當年中方對英方妥協的一部分。如果沒有法官都不能換成中國人,讓英國人深為忌憚的黨委組織就更加不可能了。所以,,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想一槍不放的和平重置香港,就必須在談判中討價還價,做出必要的妥協,這是和平統一的代價。

那麼,當年鄧公執意意圖更換香港是否操之過急了呢??如果晚20年再提,就不必做出這麼多妥協了吧?何必讓撒切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門口白白跌一塌呢呢?

話也不能這麼說,在八十年代,香港以彈丸之地,其GDP卻高達中國大陸的20%,直到回歸時的1997年,香港的GDP仍達到內地的15%,改革開放初期大陸需要的投資、科技、設備大多來自香港或由香港轉口,香港對於經濟發展戰畧的重要性是無與倫比的,在當時看來,收回香港相當於給中國經濟吃下一顆大還丹。在改開三十年中,香港的確起到了中央所期待的作用,這些作用哪些必須是把香港收回才能發揮的,哪些不一定是,尚待商榷,但是收回香港的決策無疑是正確的。

畢竟英國在處理殖民地事物上經驗豐富的老奸巨鱷敏捷,中國在這方面是個初哥,在如何玩轉香港這個自由資本主義經濟體上,可以說是毫無意義經驗,被英國佬下幾個絆子,乃是意料中事。

2003年6月,內地有關部門在例行監聽時,意外地發現了一份中方絕密資料,當中包括國家領導人即將訪港的非常詳盡的行程、警衛計畫及將要會晤的人物、發表講話的內容等。中央有關部門隨後展開調查,大半年後發現蔡小洪有問題。蔡小洪涉嫌從事間諜活動已有較長時間,早已安排妻兒前往英國居住。2003年7月中旬,蔡小洪被秘密帶至北京,9月被正式免職。蔡小洪曾是英國間諜,潜伏了10多年,廣州中院以向境外非法洩漏國家秘密罪一審判處蔡小洪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金一南說,上世紀80年代,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時,中央長期懷疑有內鬼,“但一直查不出來,直到2003年才查出此人。”蔡小洪八九年從軍方所屬的《解放軍報》調至新華社香港分社,至事發前已在港十四年之久,所擔任的職務完全可以收集機密檔案,參與高層級的機密會議。這種被對手挖掘到核心部位的間諜案,可以說是大陸安全部門最大的失敗,就是說北京對港政策的所有舉措,在英國人或者其他西方情報機構,是完全透明的,根本沒有任何機密可言。

如果需要對蔡小洪造成的損失做出一個大致上的評估,則這宗案件的打擊和影響,遠遠超過臺灣軍情局策反的共軍少將劉連昆案件的損失。劉連昆提供的情報是局部的,但蔡小洪提供的卻是戰略性的、全域性的,甚至在某些重要的領域是摧毀性的。他的父親是國務院前司法部長蔡誠,蔡誠死前曾致函中央高層,要求釋放其因間諜罪入獄的兒子蔡小洪,但不成功。

本來牌面就差,還被間諜明牌了,贏得了嗎?

從香港問題就可以看出,和平統一的代價未必比武力統一低,很可能更高,畢竟長痛不如短痛。中英談判持續了10年左右,鄧公對英國人的手脚當然是心知肚明,但是並沒有和英國佬撕破臉,而是先收回來再說。如今中國與美帝東西並立,早非吳下阿蒙,美英卻趁機在已收回的香港發難,香港問題也到了再說的時候了。(其實早在2003年香港爆發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示威遊行,就是“再說”的時候;2014年,占中+港獨,也沒“再說”)

總結一下:

中國在國力貧弱的八十年代選擇和平收回香港,在香港回歸問題上不得不做出了大量妥協。再加上有段時間無所作為,造成了如今香港問題的現狀

雖然香港是中國領土,在不改變香港政治格局的前提下卻不是中國的主場

香港局勢的三角博弈,誰能笑到最後?Part 4/4

A.理解香港問題的三個維度

正所謂“不謀全域者不足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要透徹理解香港問題,我們必須把三方勢力在香港的博弈放在一個更大的視野當中,用更多的維度來思考:

1.如前所述,今年的香港亂局由美國策動,在策略上是中美貿易戰正酣時美國向中國極限施壓的一環;但是長遠的看,香港一直都是美英勢力為干擾、攪亂、誤導中國全面復興在經濟、金融、政治、情報等方面的重要支點,細節參見第一節。一言以蔽之,香港是中美戰畧競爭的重要角力點。

2.在國家完全統一進程中,香港是台灣的前車之鑑。香港和台灣有著類似的歷史軌跡同樣因為晚清的暗弱被帝國主義霸占後長期殖民,政治上長期與大陸分離以及統治者長期的反共宣傳,因此香港和台灣的居民雖然以漢族為主,但是與大陸的隔閡尤甚於西域。1997年香港的部分主權回歸中國,在統一進展上走在台灣前面。
正如台灣政客說,“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是想通過唱衰香港和一國兩制來嚇阻台灣百姓的向統之心,但是反過來,如果香港問題得到漂亮的解決,台灣的百姓,特別是那些常常往返於兩岸三地的那部分,未必不會心嚮往之。

3.香港經濟的興衰與起伏,是中國復興的歷史行程的一個側影;香港經濟困局的形成與今後可能的脫困,為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道路與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競爭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競技場香港和臺灣同為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有著相似的原因:除了自由世界提供的一點冷戰紅利之外,1970年代中美和解,港臺的戰爭風險大大降低,成為西方資本的投資窪地,並承接了西方和日本相對落後的產能,成為雁形戰畧中的一環。港臺的不同之處在於,臺灣的土地和人口較多,以製造業為主,而前蘇共優秀黨員、三民主義的舵手、常凱申的繼承者經國同志發展了臺灣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意義上的,經國時期臺灣的國企在經濟活動中的占比不低於今日之大陸)。而香港的製造業即使在李老闆們的創業時期也不怎麼樣,更遑論李老闆們發跡之後了,香港以金融服務業為支柱產業,即在中國加入WTO之前充當中國大陸和外國的掮客和代理,兩邊收錢,不亦樂乎。與過去的臺灣不同,香港作為殖民地,施行的是完全的殖民地政治制度和完全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過去通行的自由主義觀點,不考慮“歷史的進程”,把香港經濟奇迹完全歸功於自由資本主義的“個人奮鬥”上。香港的歷史機遇期在中國加入WTO之後漸漸遠去,在中國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支持者之後,可以說完全喪失了而另一方面,自由資本主義在半殖民地半土司的香港特色下,毫無制約,於是富者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完美地重現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預言。可詭異和荒謬的是,殖民勢力和土司勢力的成功洗腦,使得香港群眾、特別是年輕人,不僅沒有把矛頭正確的指向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和維護該制度的洋人殖民勢力和香港土司勢力,而把怒火發洩在給予了香港高度自治、連司法和收稅的權力都沒有的中國大陸這個社會主義政權上,這其中的深刻原因不能不令人扼腕歎息!而如何使香港經濟擺脫自由資本主義極端化惡果呢?20世紀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有社會主義,無非是三選一:羅斯福式、蘇聯式和中國式。想一想,如果如今已陷入地獄的前自由資本主義經濟成功典範,是被中特社成功挽救,將在世界範圍內極大地提振對中特社發展道路的信心,而對新自由主義則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中特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B.博弈三方的合作與鬥爭

在自由資本主義徹底玩脫之前,香港在回歸之前,以及回歸之後的一段時間,都保持了基本穩定和較快的經濟增長,說明洋人、土司和朝廷三方的博弈以前並未失衡。三方的利益訴求以及對其他兩方的策略如何呢,不妨簡單分析一二。

美英勢力與土司:

殖民地時期是比較體恤的主人與忠犬的關係。回歸之後,資本大佬陞級為土司,在香港政治、特別是立法會中有直接影響力,而美英勢力則隱入幕後,二者關係似乎更為平等,也更為複雜,以相互需要為主:土司的資本高度金融化,既需要主導國際金融秩序的美英給他們的資本留一條退路,也需要“自由世界”盟主給他們的肉身留一條退路;而美英勢力,既需要土司看顧他們留在香港的生意,也需要土著在反共的橋頭堡提供必要的協助。但是,在今年的鬧劇中,他們之間的衝突更突出了:美國政府希望土司不惜代價和朝廷開幹,鬧得越厲害越好,最好能重演30年前的一出好戲,得到新素材再把中國抹黑三十年;然而,土司可以送他們的奴隸當炮灰,自己是絕不肯當炮灰的,經過殖民地長期馴化的土司不可能有奢、安、楊等前輩的狠勁兒。所以,美國鬧得太過,以至於傷及土司利益,土司可能被迫向朝廷暫且靠攏。

 


大主宰
 

土司與中央:

如前所述,受限於中英談判協定,中央無法直接統治香港,而且還要維持香港現狀,因此只能以資本大佬為合作對象,這也是不列顛“光榮撤退”的重要一環。古代歷史中,土司不是流官,效忠的對象是可以傳諸後代的財富和權力,而不是國家,偶爾對國家忠貞不二的秦良玉,也只是特例而已。中央要獲得土司名義上的效忠,就必須放任他們維持自己的領地,而土司的殘酷統治必然引發社會動盪,中央就會陷入在群眾利益和土司效忠之間二選一的不利局面。在今天,失控的金融資本聚斂財富的速度百倍於古代,不可能等到50年。土司為顯示其作用不可替代,往往要向朝廷展示他們表面上能够外拒敵國、內平亂黨,用另一種說法,就是一方面養寇自重,一方面借用朝廷的名義鎮壓百姓。

美英勢力與中國:

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解放軍在解放華南的過程中,完全有能力收回香港,但毛澤東、周恩來從國際關係以及新中國經濟建設的需要出發,决定不急於收回香港的主權。周恩來在1949年代表中共中央發表談話說:

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鬥爭全域的戰畧佈置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佔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來决定的。我們在全國解放以前就决定暫不解放香港,這在長期的全球戰畧中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積極主動的進攻和鬥爭。1957年周恩來又說:“我們不是要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嗎?香港應該化為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
概括起來說,這就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封鎖禁運政策一直延續到1969年7月才稍有鬆動,長達二十年之久。此間,由於中國對香港採取了正確而靈活的政策,可見,即使在東西方對抗最為激烈的時期,中國為了打破封鎖,在香港問題上和西方以合作為主。而在改開三十年,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總路線下,對香港仍然沿用了前三十年“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以部分妥協換取西方資本的合作。

當然,在國家發展戰略已經調整、國際格局已有深刻變化的今天,合作開始讓位於衝突。但應當注意的是,以川普為首的民粹主義政治勢力與華爾街和倫敦的金融資本勢力,在香港問題上的態度不一定一致,前者希望亂子越大越好,後者在香港有重大利益,只要中國像過去一樣不碰觸他們的覈心利益,他們大概和土司站在一起,畢竟高度流動的資本不在乎國界和民族。

97回歸之後的三方博弈:

在改開三十年中,博弈的三方以合作為主,囙此保持了香港的基本穩定,而回歸之後收益最大的是無疑左右逢源的土司。在根本利益上沒有不可調和衝突的只有資本土司和美英勢力,因為他們都不必為香港和香港人民負最後的責任,所以這兩方始終存在合作的空間。而正如前文所述,香港雖然是中國的領土,但不是中國的主場。香港回歸後表面上的穩定,是以土司和洋人肆意收割而中央顧全大局為代價的,利益分配和責任承擔的嚴重失衡,使得這種表面的穩定勢必不能長久。臺灣的鍵政大佬YST早在2008年就直言不諱:

香港有很多風光的綽號,譬如「東方明珠」。但是別忘了,它的全稱應該是「英國的東方明珠」。香港從一開始就是以英國的利益發展出來的港口城市,在英國和西方世界的操作下,成為一個國際大都會。香港以西方的利益作為生存的前提,這個客觀事實不會因為回歸中國而有所改變。

香港的繁榮是違反自然的,是政治與時代扭曲的結果。
香港的衰落是必然的,是地緣經濟的自然結果,不是壞事,是回歸天命。

(细节不便贴出,请自行翻墙阅读YST博客内容;警告:内容或有偏激之处)

在香港政界的前臺,能够踐行中央部分意志的,可能只有歷任特首(除曾蔭權外),而香港立法會中代表洋人利益的“泛民”,以及代表土司利益的部分所謂的“建制派”,都可讓特首的政策胎死腹中。每當特首推行的政策妨礙土司和洋人利益,比如董建華特首推行讓百姓居者有其屋的“八萬五計畫”,施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推行初衷為去殖民化的“通識教育”,都遭受失敗。為了安撫負資產者、穩定樓價,1998年港府宣佈凍結賣地,2000年董建華發表聲明正式放弃“八千五”計畫。2003年香港爆發了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大規模示威遊行,董建華2005年任期未滿即黯然下臺,通識教育課也被殖民勢力篡改成反華教育和殖民教育課。

梁振英在2013年其首份施政報告提出加大加快資助房屋的供應,2014年就爆發“占中”運動,該“運動”的中堅分子被洋人法官輕輕放過,氣焰囂張,而警詧反被判刑,以至今年香港警詧的表現异常軟弱。而梁特首在第一個任期結束後,以“家庭原因”並未尋求連任。

2017年,林鄭月娥上臺後在樓市政策方面繼承了董、梁的方針,將政府資助房屋的定價與市場價格脫鉤,並以申請人實際承擔能力定價,變相將居屋的定價由現時評估市值的70%降低至52%。林鄭月娥2018年提出《明日大嶼願景》,填海建島1700公頃,興建26至40萬套住宅,7成為公營房屋,可供70至110萬人居住。2019年就再次爆發以“高喊林鄭下臺”為口號之一的街頭運動。

可見,資本土司在香港呼風喚雨,並與洋人配合默契,早就是一以貫之的。香港的街頭運動至今兩月有餘,資本土司們一直保持沉默,這種態度不得不令人尋味。中央早在7月22日就放出消息,革命军某旅在湛江類比突發暴恐情况處置演練,土司們竟裝聾作啞,不以為意,可見他們仍然沉浸在2014年“占中”勝利之中,不看到林鄭的政策徹底破產是不甘休的。直到8月13日,中央連續強勢表態三周,並且香港機場陷入癱瘓,這才看到覈心利益被觸動的香港土司們姍姍來遲的集體發聲:

8月13日,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在《大公報》等媒體上刊登連署聲明,強烈譴責近日不斷陞級惡化的暴力行為和破壞事件,指本港經濟自年初已出現下行壓力,暴力衝突持續,令情况雪上加霜。多家大型房地產商參與了連署聲明,包括新鴻基(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會德豐(董事會主席吳宗權)、長江(創辦人李嘉誠)、恒基兆業(創始人李兆基)、恒隆(董事長陳啟宗)等41家地產商。

C.處理問題的三種對策
釜底抽薪之策:在全港取得共識後,討逆平亂,並調遣精幹隊伍全面改造,以備臺灣。
隔岸觀火之策:尊重50年不變的高度自治,絕不髒手。
揚湯止沸之策:不明真相的羣衆出於義憤可能傾向此策。
最後一種對策的可能性現在已經可以排除,局勢的走向是二選一,或者以第二種為短期策略,第一種為長期策略。其中,第一種對策對於中國今後十年的整體發展戰略和世界發展局勢都有重大意義,分析的細節略過,讀者可從part4a部分“理解香港問題的三個維度”中自行推導。

下面來聊一聊瑞士。
在中世紀瑞士是個窮山窩,瑞士的支柱產業是給人賣命當雇傭兵,直到今天梵蒂岡教宗仍堅持只要瑞士雇傭兵的傳統。瑞士在近代的發跡,以及今天能維持高達超過8萬美元的人均GDP,顯然不是只靠鐘錶和旅遊。瑞士的“保密”銀行,從不過問客戶錢財的來源,非洲的軍閥、美洲的毒梟、東歐的寡頭和軍火販子、全世界的大哥頭目、東方和西方的政客和貪官,都能得到瑞士銀行的VIP服務,逃稅、洗錢、藏贓,有百年傳承的瑞士銀行家都是最專業的。
所以,瑞士永遠也不會加入歐盟,它必須保持貨幣和金融的獨立,才能維持瑞士特色的銀行服務業。而瑞士作為金融監管的法外之地,是被腐朽反動的西方統治階級和政客默許的。

聊一聊宋史。

契丹從五代石敬瑭手中割得燕雲十六州之後,實施“一國兩制”,即南院用漢制,北院沿用契丹遊牧制度。遼國為充分利用漢地的生產和科技來提升國力,對燕雲漢地的豪强和士大夫頗為籠絡,在地方行政上,充分放權給漢人豪强,檀淵之盟獲得的歲幣收入,也部分用於抵消燕雲的賦稅。所以就連北宋人也承認:五代末期和北宋初年,燕雲漢人還是想著回歸中原。但是若干代後,多數人已樂不思歸,甘為遼國子民。
北宋末年,宋金海上之盟後合力攻遼。遼國燕雲漢官李處溫、李處能以及其黨馬植、劉範、李石等要投附南朝,最有誘惑力的漂亮話就是“念舊民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這自然正對宋徽宗趙佶的心思,再加上舊疆臣民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等片面煽動,不僅誤導了輕佻的宋徽宗,實際上也影響了抵達宋、遼邊境的宋軍的軍事謀劃和打硬仗的心理准備。

在這次歷史的動盪中,遼國漢人郭藥師是個耀眼的弄潮兒。以下內容來自百度百科詞條 郭药师

郭藥師出身於抵抗女真的鄉勇“怨軍”,燕王耶律淳以郭藥師“年少壯,貌頗偉岸,而沈毅果敢,以威武禦眾,人多附之。初以武勇四軍薦授殿直,從征女真,積前後功”,故昇郭藥師為都管押常勝軍、涿州留守。保大二年(1122)七月,宋以劉延慶為都統制,率軍20萬再次向北遼用兵。這時,北遼政權已內外交困,此前太尉李處溫父子潜通童貫被處死,而“當燕王僭號之初,漢軍多而番軍少”,蕭後和蕭幹等人惟恐漢人尤其是常勝軍為變,“將謀之”。郭藥師急召所部,鼓動他們投宋。於是“萬口喧呼,無不響應,遂囚監軍蕭餘慶等,乃遣團練使趙鶴壽帥精兵八千,鐵騎五百,一州四縣奉使來降”。
郭藥師降宋之時,上了一道極富感情的降表。他首先表達了自己對宋的强烈的民族認同感,同時說自己本來對遼忠心耿耿,但蕭後卻報之以怨,降宋實在迫不得已。由於郭藥師對遼情况的熟識及他擁有常勝軍這樣一支重要武裝,北宋任命他為恩州觀察使並依舊知涿州諸軍事。
徽宗以為收復燕京在即,迫不及待地改燕京名為燕山府,並促令劉延慶從速進軍。劉延慶納郭藥師之策:趁蕭幹的主力在前線,以輕騎突襲燕京,必能得到城內漢人的響應,燕京必取。於是命郭藥師率常勝軍千人為先鋒,楊可世、高世宣等隨後。藥師部將甄五臣率瞭解燕京情况的常勝軍50人夾雜在入城的城郊居民中奪取迎春門,大軍繼入,燕京7個城門分別派將領2人率兵200守之。這時似乎燕京歸宋必矣。但此時宋將下達命令盡殺城中契丹、奚人,引起了本地群眾强烈反抗,而蕭後也命令蕭幹火速回援。這樣,宋軍苦戰三晝夜,外無援兵,僅郭藥師、楊可世及數百阿兵哥僥倖得脫,高世宣等大部將士戰死城內。由於宋兵的紀律紊亂,將領之間重重衝突及主將劉延慶的懦弱無能,致使功敗垂成,收復燕京成為泡影。隨即劉延慶燒營自潰,遼軍進擊,宋兵大敗。至此,宋的兩次攻燕之役都告失敗。
儘管戰爭失敗,但宋徽宗仍對郭藥師恩寵有加,“進安遠軍承宣使,十二月,拜武泰軍節度使。(宣和)五年(1123)正月,加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六月,召其入朝,賜給宅第姬妾,又在後苑延春殿親自召見,“藥師拜廷下,泣言:‘臣在虜,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郭藥師任職同知燕山府期間,自恃徽宗恩寵有加,為所欲為,飛揚跋扈。而知府王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凡是郭藥師所要的兵械甲杖馬匹,朝廷都儘量供給。他派部下到宋境內的各州做生意,賺取錢財。這時常勝軍已有5萬之眾,而鄉兵號稱30萬。但郭藥師及其部下都不改“左衽”,即仍穿遼服,而不著宋裝。當時人將其與安祿山相比。
宋金的“海上之盟”只是基於夾攻遼的短暫同盟,一旦遼亡,宋金直接交界,戰爭也就不可避免。金天會三年(1125,宋宣和七年)十一月,金兵分東西兩路攻宋,東路軍自南京入燕山,連陷檀、薊州。郭藥師率常勝軍在白河與金軍相遇。“藥師之兵戈甲鮮明,步伍整肅,金人初見亦懼。斡離不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而進。藥師鏖戰三十餘裏,金人已北,張令徽等先自遁,金人力追之”。張令徽等的逃跑,導致常勝軍的全面潰敗,而燕京也就守不住了。郭藥師與宋知燕山府蔡靖商議投降,蔡靖不願,於是郭藥師扣押了蔡靖及轉運使呂頤浩等,向宗望投降。金兵入燕京。消息傳到宋廷之後,“帝猶密其事,議封為燕王割地與之,使世守,而已無及”。在當時紛亂的局勢中,郭藥師不顧宋對他的浩蕩之恩,而又一次選擇了變,由宋之“厲階”而成為金之“功臣”。
金太宗以藥師為燕京留守,給以金牌,賜姓完顏氏。從宗望伐宋,凡宋事虛實,藥師盡知之。宗望能以懸軍深入,駐兵汴城下,約質納幣,割地全勝以歸者,藥師能測宋人之情,中其肯綮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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