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零工經濟背後的“現代奴隸制”    澎湃新闻 2020-02-16

Sorry We Missed You

84歲英國導演肯洛奇 (Ken Loach) 的新片延續了他一貫的主題和立場。很大程度上,片名是對被忽視與被損害的工人階級整體的一句表白,深情款款但也暗含著幾分無奈。這正是導演56年執導生涯反複變奏的母題:面對工作與生活的難以為繼,工人階級如何捍衛自己的尊嚴。儘管難以置信,但很難想像今天還有另一位導演願意幾十年來如一日孜孜不倦、一絲不苟地將鏡頭對準這個龐大然而無法言說的群體。在上世紀70-80年代屢次受到政治審查和作品被禁播的阻撓後,肯洛奇依然沒有妥協和放棄。即便如今,年齡也沒有阻礙這位導演對工人生活與權益最新進展的關注。

在這部絕對不可錯過的新片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導演對親身見證的勞工三代人的刻畫,也可以看到平台資本主義用工環境下傳統勞動權益如何進一步受到破壞,從而使得工人階級家庭越來越走投無路。

勞工三代:被掩蓋的勞權衰落史

儘管影片將敘事焦點放在數字資本平台對工人的剝削與工人維繫日常家庭生活之間的矛盾上,但矛盾的展示並沒有缺乏相應的歷史縱深。導演實際上展示了不同時代所塑造出的勞工三代之間的差異。

首先進入我們視線的是主人公一家。 Ricky和Abbie作為正值壯年的1980一代,是家庭經濟收入的來源。經濟危機前他們過著準中產的工薪家庭生活,通過借貸有房有車。但2008年金融危機中銀行的破產,導致他們最終失去了房子。丈夫Ricky也失去了建築業的工作,成為互聯網快遞平台旗下的一名“自僱者”(self-employee)。妻子Abbie則是互聯網平台上的家庭護理工人。面臨零工經濟的剝削,他們缺乏傳統的勞動社會保障,更重要的是缺乏相應的團結組織,更不用說鬥爭經驗。

家裡的孩子們則是00後青少年一代。哥哥Seb再過幾年就要步入社會,但他透過身邊年輕人的經歷,看清了自己的前途沒有希望,無論是讀大學還是找工作都不會有未來。所以他成為一個叛逆和悲憤的年輕人角色,頻繁逃課,沉迷於街頭塗鴉。妹妹Lisa年紀小很多,還沒有進入社會的壓力,聰明體貼,努力照應家裡的其他成員,但無力解決家庭的撕裂問題——因為問題無法在家庭內部得到解決。和他們的父母一樣,他們在影片的結尾陷入了無助的狀態。這是必然的。此外,與他們的父母相比,他們是在智能手機和無線網絡環境下成長的一代,對這些新技術更加依賴

容易被略過的是影片中的1950-1960一代。這代人通過Abbie的護工視角呈現為垂垂老矣需要被護理的老人。儘管影片生動地刻畫出他們由於衰老而行動不便、自尊受挫,但不要因此忽略了更重要的信息傳達。首先是一位脾氣看似古怪的老人故意打翻了餐桌上的盤子,由於Abbie拒絕了老人為她梳頭的好意,並聲明自己必須遵守平台的規則不應與“顧客”有親密的私人關係。但老人的摔盤子是Abbie改變態度的轉折點,此後她開始打破規則,與“顧客”交心。於是才有了Abbie與另一位老人分享家庭照片和故事的場景。影片由此點出這代勞工經歷的燃燒歲月。他們是年輕時參與了1970-1980年代英國罷工運動的一代勞工。當他們面對往日的照片,可以回憶起當時載滿罷工糾察隊的汽車,為罷工者供應免費食物的餐廳,工人們同仇敵愾不懼警察暴力的勇氣。但今天的工人面對勞動困境(比如每天996甚至更嚴重的加班時長且沒有加班費)卻缺乏維權途徑。因此,當老人聽到Abbie的勞動狀況時感到非常驚訝,他們的抗爭精神其實比Abbie和Ricky所代表的年輕一代要更加強烈——這種情況在上一部影片《我是布萊克》中也可以看到。這裡展現了非常鮮明的兩代人對比。

當我們把導演本人執導的經歷與影片結合起來看,我們會發現導演試圖以此喚回英國歷史中的階級意識和鬥爭精神的努力。上世紀八十年代恰逢柴契爾夫人的保守黨政府上台,大力推行一系列新自由主義改革措施,一邊控制學術和媒體輿論,一邊通過鋼鐵、鐵路、煤礦等公共部門私有化使大量工人失業,並強硬彈壓工會工人鬥爭。與此同時,工會中存在的官僚主義等問題也使得工會高層並不總能代表工人作出最有利的決策。肯洛奇在這一時期的紀錄片《領導的問題》("A Question of Leadership",1981)《領導的諸多問題》(Questions of Leadership——Problems of Democracy in Trade Unions: Some Views from the Frontline,1983 )、《你站在哪邊? 》(Which Side Are You On?,1984)因反映了這些問題而遭到嚴厲的政治審查和禁播懲罰。禁播的理由是這些紀錄片失去了記錄的“中立性”。從這段歷史我們看到工人階級主體意識是如何被阻斷和遺忘的國家機器通過暴力和意識形態的手段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但影片沒有導向一個完全絕望的境地,實際上壓抑中總是暗含著希望的火種。劇情進展到後半段,Abbie在與丈夫爭吵、離家出走後來到老人家中尋求安慰。影片中像徵兩代人精神傳遞的一幕是令人難忘的:老人一邊替Abbie梳頭以緩解她的精神壓力,一邊吟唱著美國民謠樂隊紡織工(The Weavers)膾炙人口的歌曲《Goodnight, Irene》。要知道這首民謠幫助紡織工打入大眾流行音樂的行列,並讓更多人了解到他們其它的左翼親勞工作品。

影片也將許多希望寄託在00後最年輕一代人身上。不偏不倚地講,哥哥Seb具有優秀的團隊組織能力,而他對命運的洞察以及對自由的渴望讓人聯想到肯洛奇早期作品《小孩與鷹》中的訓鷹男孩Casper。妹妹Lisa則展現了她敏銳的分析和批判力。在幫助父親送快遞途中,她對快遞公司掃碼槍背後的運作機製做了簡單的社會分析。她思考了她的父親從來沒有思考的東西:拿著掃碼槍工作的一線快遞員甚至沒有時間上廁所,但那些坐在辦公室裡操縱這些程序的管理者卻絕不至於如此,而這是不公平的。

現代奴隸制:勞工維權的挑戰

影片的重點是展現零工經濟對工人階級家庭生活的摧毀長時間工作導致兩代人缺乏時間溝通,漸生隔閡;工作侵占了私人生活,夫妻關係變得緊張;不安全的家庭和教育環境使得孩子對未來喪失信心。儘管從社區與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人際關係切入勞工問題一直是肯洛奇以往作品的一個特點,這種敘事方式在《我是布萊克》、《麵包與玫瑰》與《凱西回家》中都可以找到,但新片也前所未有地細緻呈現了工人階級在互聯網技術的新自由主義路線下如何受到新的剝削。

我們看到家庭中的那對難夫難妻由於不被數字資本平台承認為公司的受僱者而遭到了種種不公的待遇。首先,工作時間是驚人的,且沒有最低工資標準和加班費一說。 Ricky的工作模式接近796(指每天從上午7點工作到晚上9點,每週工作6天的工作模式),每天的工作時長遠遠超過8小時,且無法間斷——這導致他只能朝塑料瓶裡小便。而Abbie的工作時長絕不會更低,並且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平台隨時可能打電話要求她接活——這正是我們在那場被打斷的家庭晚餐上見證的。而這侵犯了她的私人生活。其次,許多過去由公司承擔的生產費用現在被轉嫁給平台的數字勞動者 Ricky自己花錢買下了快遞卡車,且要承擔其中的燃油費和維修費用。 Abbie則要自己支付工作中來往於不同雇主家的搭乘公車費。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看到數字平台的“實力甩鍋”。當Ricky在工作途中遭受搶劫和毆打,平台不願意承認這類教科書級別的“工傷”,沒有工傷保險,醫療費自付。不但如此,他還被要求賠償運送的包裹中丟失的護照和損壞的掃碼槍——價格不菲。另外,在他“曠工”的日子裡,每天都將面臨高昂的罰款。他一再被告知自己是“自我僱傭的”,簡直難以置信,如果數字平台不承認Ricky是平台的受僱者,不願意承擔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又何來曠工罰款呢?

更令人恐懼的是,硬性的規章制度與軟性的人情關係結合起來,對勞動者構成牢牢的人身控制。公司不會“命令”Ricky努力工作,不許休假。但Ricky一旦休假,除了高昂的罰款,他還不再是經理眼中的“好男孩“了,這讓Ricky感到自己辜負了經理以及客戶的期望。當Ricky由於處理兒子遇到的困難而不得不連續兩天“翹班”時,想想他在電話裡對經理卑躬屈膝的樣子。他為自己的“失職”而感到自責和愧疚,但他完全沒有想過數字平台從來沒有履行過自己對受僱者的責任。相反,它們一直在逃避,還以一種冠冕堂皇的措辭而擺出一副虛偽的平等姿態:“你可是自僱者,你不但要對你的合作夥伴負責,更重要的是對自己負責。”這種道德綁架讓Ricky完全忘掉休假本就是勞動者應有的權益。類似的事情在Abbie那兒也發生,平台利用了她對老人們的善心,使她付出免費和額外的勞動。而對於Abbie來說,這種勞動更像自願的,而這正是數字平台的企圖。

類似地,灌輸給勞動者“自僱者”的身份意識,通過層層分包(包片包區或包路線)的策略也分立了勞動者,使他們之間形成更激烈的競爭關係,從而削弱了團結可能性——儘管Ricky更多地被呈現為一個非常努力但仍然無法達到苛刻標準的受害勞動者形象,但他為了更多薪水而“奪走”同事路線的行為的確是典型的“工賊”作為。傳統工會組織更難進駐到這樣的地方。

另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快遞平台的規則促使Ricky違反交通法,造成疲勞駕駛等安全問題。 2018年1月,英國多塞特郡患有糖尿病的快遞員唐·萊恩(Don Lane)因錯過醫療​​會診時間而去世。當時他為了避免每日150英鎊的罰款而選擇繼續工作,沒有去治病。肯洛奇以及影片的編劇保羅·拉弗第(Paul Laverty)正是以這個故事為原型製作了電影。一切是如此的真實。最後,影片也提醒我們:定位追踪技術對勞動者的人身監視以及收集客戶的個人數據隱私並與其他公司進行利益交換同樣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我們必須認識到,資本公司用工靈活化(如勞務派遣、僱傭臨時工)和分散化(多任務多地並行)的趨勢實際上自就業崗位向新興服務業轉移起就越來越明顯但互聯網數字平台的產生加劇了這一過程正如影片中呈現的那樣,平台資本主義不承認僱傭關係,從而使勞資矛盾不適用傳統的勞動法體系,以此甩掉與此捆綁的一系列風險和責任,壓低“人力成本”。這標誌著以成文法形式固定下來的勞工歷史鬥爭成果被徹底地否定。

面臨這些嚴峻挑戰的勞工並不在少數。根據英國衛報的報導,在2016年至2019年期間,英國為數字資本平台工作的人數翻了一番,達到470萬,幾乎佔所有就業人數的十分之一。英國目前有多達1000萬人從事某種不穩定的工作這一趨勢已經遠遠超出了通常認為的“零工經濟”領域,並進入已有數百年曆史的傳統職業,例如教學,護理和接待服務。而根據《中國郵政快遞報》發布的《2019年全國快遞從業人員職業調查報告》,2018年中國快遞員數量已經突破300萬,其中每天工作8-10小時的佔46.85%,每天工作10-12小時的佔33.69%,近兩成快遞員工作12小時以上。由於採用不定時工作制,快遞員沒有加班費,大部分也談不上五險一金。 75.07%的快遞員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

這些趨勢也的確使工會組織更加困難。 1970年代,一半的英國工人持有工會卡,而如今只有五分之一。在大多數於增長迅速的私營部門中工作的年輕人中,這一數字則下降到6%。 2017年,英國的罷工次數是有記錄以來的最低水平,總罷工天數僅為170,000,而在被稱為英國“不滿之冬”的1979年這一數字為2,950萬。我們通常所說的勞工三權(組織和參加工會權(團結權)、集體交涉權(爭議權)、集體行動權(抵抗權))正在新的資本剝削形式下喪失。

最後,影片落入了反對新興技術應用的左翼“技術保守主義”的窠臼了嗎?顯然沒有。它試圖使我們看到勞權的不斷削弱是自上世紀70年代延續而來的。這也是本文將這一觀點前置於第一部分的出發點。正如達拉斯·斯邁理在《自行車之後是什麼? 》中所說的那樣,技術不是獨立自主的存在,研發和應用技術是政治過程。今天我們處在互聯網技術的新自由主義路線之中,從而導致了嚴重的問題。因而關鍵是,我們需要資本主義之外的替代性技術文化實踐路線。

替代性選擇:零工工會與平台合作主義

現實中並非不存在我們所說的替代性選擇實踐。

實際上,新的零工工會正在被組建起來,儘管並非順利。 2012年英國獨立工人聯盟(Independant Workers of the Great Britian,IWGB)成立,主要服務於零工經濟領域的勞動者。根據英國衛報報導,自2012年以來,包括英國總工會(GMB)和IWGB在內的工會贏得了一系列針對零工經濟雇主的案件。 2018年,英國就業法庭裁定上訴的自僱Hermes快遞員實際上是享有基本就業權利(例如最低工資和假日工資)的工人,而不是獨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s)。此後,法院針對Uber,Addison Lee,City Sprint,Excel和e-Courier 做出了類似判決。但是這並未導致行業發生巨變,因為公司尚未將法庭裁決應用於案件範圍以外的工人,並且法庭裁決屢屢受到挑戰。Uber目前正在就一項判給駕駛員基本駕駛權的裁決提出上訴,該裁決將在今年作出。

在沒有來得及組建工會的地方,野貓罷工正在進行。 2019年8月27日,Rideshare司機在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的Uber總部外集會抗議。到了9月10日,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投票通過了禁止公司將工人錯誤地歸類為獨立承包商的法案。

一些技術被非常巧妙地應用到鬥爭之中。 Whatsapp為快遞員和外賣員的網絡提供了技術基礎。消息得以迅速傳播。另外,利用平台的程序設計結構,一些有利於罷工的情形也得以建立。 2016年,Deliveroo曾宣布將單方面改變對騎手的薪酬支付方案,這引發了為期六天的“罷工”,騎手迅速採取集體行動使自己無法接單。來自Deliveroo的競爭對手Uber Eats的快遞同事迅速效仿,並開始利用該應用程序內的促銷優惠:新客戶首次訂單優惠5英鎊。通過反复創建新帳戶並訂購運送到糾察隊的廉價餐食,罷工者積累了一大堆免費食物,而為此買單的正是Uber。與此同時,當源源不斷的騎手帶著食物趕來時,他們發現自己的客戶原來都是同行,正歡呼著要求他們趕緊登出平台賬號以加入罷工。

針對平台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平台合作主義的替代方案也在2014年被來自紐約新學院的學者Trebor Scholz提出。通過合作社模式和數字平台技術的融合,數字平台為勞動者所有,勞動者得以成為平台的主人,享有體面的工資和收入保障,參與分工安排的決策,並有權決定個人在平台數據的使用和存留。我們這些年看到了許多運作成功的案例,遍布自由職業、線上零售、創意與藝術、出租車交通、家政清潔、新聞媒體、交易市場等各行各業。

德國的Fairmondo是由用戶擁有的離散式在線市場,採取有別於亞馬遜、淘寶的合作社模式。旗下2000名成員致力於發展替代電子商務大玩家的平台,同時堅守自己的理念。該網站鼓勵公司參與公平貿易且只從社會責任信譽良好的商家進貨。在從德國推廣至全球的過程中,他們希望平台最終由各個地方的合作社集體所有。

Stocksy則是一家攝影庫存圖片合作社。它歸藝術家們所有。合作社理念基於利潤分享,為網站提供照片的藝術家共同擁有網站所有權。藝術家可以申請成為會員,一旦成功,他們會得到銷售圖片50%的佣金,年底還有利潤分紅。

美國家政工平台合作社Alia則是由美國的家政工聯盟開發的一個平台。在美國的大多數州,家政工不適用一般的勞動法律,不被包括在勞動法保障的範圍內。這種情況下,家政工其實是缺乏社會福利保障的。但有了Alia,通過合作社分紅的方式,家政工擁有了帶薪休假和保險。

回到影片。在影片的結尾,父親Ricky為了避免罰款,背負著完全沒有痊癒的工傷坐上駕駛座,再次踏上沒有盡頭的快遞之路。在難以抑制的哭泣中,我們感受到他內心深切的無助和苦楚。值得慶幸的是,平台合作主義這一逐漸壯大的發展力量可以算作對肯洛奇新片所展現困境的一個積極回應。 2020年被平台合作主義聯盟(The Platform Cooperativism Consortium,PCC)定為平台合作社年。我們期待更多勞動者投入到改變自己命運的行列中來,一起探索更多替代不公經濟模式的另類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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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肯·洛奇:努力就能成功是最大的謊言      2019年05月19日 

憑藉《風吹麥浪》和《我是布萊克》兩次捧獲金棕櫚殊榮的英國導演肯·洛奇帶着他的新片《對不起,我錯過你》,再次回到了戛納主競賽的戰場。電影裏呈現了英國北部快遞員一家的日常,他們雖然內心正直,工作努力,生活卻依然捉襟見肘,難以改變自己的命運。《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想討論的問題是:如果一個人在過度工作或者對自己工作缺乏安全感的時候,這會怎樣影響他的家庭生活。

在近幾十年的東方文化裏,窮是原罪,你不成功就是你不努力,很多對非白人族裔的歧視大概都是來自於這個想法。“努力就能成功是最大的謊言”,編劇保羅·拉弗蒂說,“這個時候應該質疑的是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而不是個人的努力程度”。

 

英國導演肯·洛奇和編劇老搭檔保羅·拉弗蒂接受了來自鳳凰網娛樂的採訪。

鳳凰網娛樂:你們在做前期調研的時候,有受到過來自快遞物流公司那邊的壓力嗎?

保羅·拉弗蒂:這個調查從來也沒有被快遞物流公司允許過,但是那也非常正常,他們不想要讓別人知道事情的內幕。於是我轉去跟那些快遞物流司機們聊,他們的言論並不受到物流公司的控制,你花時間去觀察他們,你會發現他們的眼睛佈滿血絲,臉上飽經風霜,你看到他們每天都吃的快餐,看到他們爲了及時完成任務,甚至沒有時間去上廁所。

 

鳳凰網娛樂:你一直在堅持拍攝關注底層階級的電影,這對我們來說都很棒,但是你一直在傳達同樣的社會問題,這些社會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嗎?

保羅·拉弗蒂:這種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被假象掩蓋了。電影裏快遞物流的職業是,你是司機,也是承包商,你是對你自己的生意負責。這會給你一種他們很自由的假象,掩蓋了快遞物流公司對工人的剝削事實。在我們調研的時候還發現,有些公司會說,這樣的經驗可以加到你的簡歷上,你還有很多東西要從我們這裏學,不要太在意工資。於是你辛苦實習了六個月,當結束的時候當你想正式入職,人家是不會同意的,他們會去找下一個免費勞動力。

肯·洛奇:的確,《我是布萊克》關注的就是需要經濟援助的人羣,然而政府卻從來沒有提供任何形式的幫助,他們在被逼無奈之下只能用飢餓充當武器來和政府抗爭。但是,我覺得我們一直傳達這些社會問題的重點並不在於短期的改變某一個社會現象,而更多的是在於改變人的思維和認知。

 

鳳凰網娛樂:那如果你們是權力機關,你們最想改善什麼社會問題?

保羅·拉弗蒂:令人恐懼的是,這些司機都是在競爭關係中,他們的合約令他們毫無安全感。如果我們有權力,我們所要做的是,理解經濟的模式和權力的結構,將所有人聯合起來,這樣纔有可能改善現狀。

肯·洛奇:在市場經濟秩序被大型跨國公司壟斷的時候,供應商會去選擇價格低廉服務最好的,但是價格低廉的服務是建立在剝削的基礎之上的,就像電影中的快遞承包商司機一樣,司機們承擔了全部的成本和風險,一旦有一家公司通過這樣的經濟模式節省了成本,其他的公司也要開始這麼做,公司會持續的壓縮成本,減少人力成本上的支出。如果你要改變這些跨國公司,首先可能要從經濟的結構開始改變。我覺得個體的力量是不能夠改變現狀的,以個體的力量去和跨國公司抗衡,效果微乎其微,這個時候需要成立一個政治團體,向這些跨國公司問責。

另一方面,人類近幾十年在持續的毀滅地球,他們消耗石油能源的麪包車對環境的污染非常嚴重,這不是可持續的經濟模式,如果我是當權者,我會在保證社會公正的前提下,儘量使用可持續的能源。事實上,我所遇到的很多年輕人,雖然可能還沒考慮成立政治團體,但他們已經開始認識到使用可持續能源的重要性了。

 

鳳凰網娛樂:其他發達國家,階級矛盾常常伴隨着種族問題一同出現,但在《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裏,討論階級的同時爲什麼沒有涉及到種族的問題?

肯·洛奇:在英國,開出租車的常常是巴基斯坦裔,印度裔等等的少數族裔,但是在我們所調查的紐卡斯爾,卡車司機還是以白人族裔爲主。

鳳凰網娛樂:電影裏的家庭非常溫馨,爲什麼你要這樣設置,而不是像其他電影一樣設置成問題家庭。

保羅·拉弗蒂:我並不想在電影呈現酒鬼或者家暴的角色,這樣的家庭,早在故事還未開始之前就已經註定走向失敗了。我想刻畫一個努力的家庭。雖然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但最重要的是家庭裏成員之間相親相愛。電影裏的兒子,很多人覺得他是個混蛋,但我覺得他的問題並不源自他的人品,青春期都有這樣的過渡時期。我也有15歲的孩子,從小生活環境也很好,但他也有很多問題,就像電影中的兒子一樣。

 

鳳凰網娛樂:你的演員都是那種雖然不出名,但演技瞭然,能說說你選擇演員的標準嗎?

肯·洛奇:我選擇演員唯一的標準是:能夠把劇中的角色傳達到位,演司機就要像司機。我們選擇角色,從職業演員到完全的素人都有,每個角色都有二百個人來應試,女主角平日的工作是老師,她偶爾會出演一些電視劇裏的角色;演經理的那個人,本來職業是個警察。

鳳凰網娛樂:亞洲的文化是,努力便會成功,你不成功的原因一定是你努力不夠,你們這麼認爲嗎?

保羅·拉弗蒂:努力就能成功是最大的謊言,你不成功一定是因爲你懶,或者運氣差,這個時候應該質疑的是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而不是個人的努力程度。最近法國“黃馬甲”事件裏,就有工人階級不滿自己的薪水問題而上街抗議,他們在內戰時期就發生過類似的事情,國王爲了戰爭要徵收更高的賦稅,人民不答應,最後就把國王的頭砍了,歷史時常會給人帶來驚喜。

http://ent.sina.com/bg/film/phoenixtv/2019-05-19/doc-ifzikfzn1695716.shtml

這位老導演實名反對996,他能在坎城封神、拿下第三座金棕櫚嗎?  2019/5/19

曾經憑藉《風吹麥浪》和《我是布萊克》兩度斬獲金棕櫚的英國導演肯·洛奇,憑藉著他的新片《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再次回到了坎城主競賽單元。

電影的名字「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是來自沒人簽收時快遞員會給客戶的一張寫著「Sorry We Missed You」的單子。主角是一個快遞承包商,基本可以理解成英國的順豐快遞,不同的是,他從物流公司那裡領任務,然後開著自己的小卡車到各個小區去派送。這種快遞承包商不同於以往的職業,他們是自己從物流公司承保任務,做多做少決定於他們自己,但現實中物流公司會給他們施加極大的壓力。

時下996的心情是相通的,主角自從開始做這份快遞的工作之後,生活質量一落千丈,他開始沒有時間陪妻子和子女,正值叛逆期的兒子又四處闖禍,讓主角的生活更加的捉襟見肘。當他開始試圖跟物流公司請假的時候,得到的卻是否定的答案,甚至在他受傷之後,物流公司的主管也不肯給他一天假期。

肯·洛奇在《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想探討工作和家庭兩個維度:如果一個人在過度工作或者對自己工作缺乏安全感的時候,這會怎樣影響他的家庭生活。導演不諱言,《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是重複了一直以來的母題:關注底層階級。他甚至調侃說,影片中唯一的新意,大概是來自快遞包裹追蹤器,它能實時定位包裹的位置。

肯·洛奇的作品在中國的認可度不高,這種不認可很有可能都是來自一個認知:中國人相信,底層階級的不幸都是源於自身的不努力。這是在過度強調個人的作用,而忽略了社會因素。肯·洛奇的電影中,導致底層人民的悲劇可能是多元的,家庭,群體,社會和個人都是影響主角命運的重要元素。《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之中所控訴的,就是資本主義對於勞工的冷酷剝削。

另一方面,不斷重複同一主題的導演,似乎都很難得到中國觀眾的認可。歐洲藝術電影在「作者論」的框架下,一個導演所能完成最好的作品,是再現自己的思考和經歷,每個導演都有自己的母題,和風格共同鑄就了導演的「作者性」。想要保證這種「作者性」,母題的重複在所難免。

《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雖然重複,但發揮是穩的,甚至好過《我是布萊克》。至於得獎與否,三封金棕櫚當然是創造歷史,沒有也是人之常情。《我是布萊克》拍完之後,肯洛奇表達過退休的打算,八十幾歲的導演作品本身就是看一部少一部,還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也不愧對他雙金棕櫚俱樂部成員的頭銜了。
 
這裡摘錄部分評論:

社會和政治參與到電影製作中超過半個多世紀,肯·洛奇對英國工人階級日常鬥爭已十分清晰。在82歲的時候,他正在做一些他最強大的作品。《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是灼熱的人類同情和日常心碎的戲劇。

——David Rooney《好萊塢報導者》

就像他以前的電影《我是布萊克》,它描繪了我們被鼓勵接受經濟發展以人力成本作為生活的事實。就像《我是布萊克》,《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通過許多非正式採訪進行了大量研究,並且細節豐富。但是我認為《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更好:它的變化更加劇烈,敘事過程用了很多的光影,演員們也有更多的互動,使得整部電影內容更為戲劇化。我被這部電影擊中太陽穴,被表演的簡單、真誠和完整所撫平。

——Peter Bradshaw《衛報》

2016年,《我是布萊克》在坎城電影節上獲得了金棕櫚獎(洛奇第二次獲獎),但這部電影的戲劇性、即時性超越了這一獎項。在英格蘭,這部罕見的電影成為公眾辯論的熱點(甚至在議會中)。肯·洛奇的新電影《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是關於人們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情的一個親密而有力的戲劇 ——不僅在英格蘭,而且在全世界。洛奇以極其自信和流動的方式完成所有這些工作。正是他對那些將我們的世界團結在一起的不穩定的經濟力量越來越多地撕裂,使《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成為一部充滿震撼、觸動和激動的電影。《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的信息是:生活還在繼續,工作也是如此。

——Owen Gleiberman《Variety》

祝福肯·洛奇的心。這個男人堅持拒絕停止描繪工人階級的故事。畢竟,即便是他最接近的競爭對手邁克·李過去也曾在他的舒適區之外涉足過。但是,他是洛奇,曾經退休但現在又回來講故事了。他的好,我會自由地承認,他的最新作品《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在第一個小時左右就找到了我。

——Jordan Rulmy《World of Reel》

支持所有真情實感的電影。肯洛奇對鏡頭下的每一個人物都有著無限的熱愛,以及,現實主義真的是太容易被低估了。

——影評人Huanchito

肯洛奇的電影神奇之處就在於它們傳遞出的溫度感,在本片里,一往無前的父親和被他甩在身後的家人,依舊牢牢地擁有彼此。

——影評人2miao

綜合自公眾號「Ifeng電影」「虹膜」「深焦」

編輯:柳青

https://kknews.cc/entertainment/9g5vbn8.html

戛納電影節|肯·洛奇:政治正確應該挑戰自由市場帶來的難關   2019/5/22

三年前,當八十歲的肯·洛奇憑藉《我是布萊克》拿到第二枚金棕櫚時,這個拍了一輩子左翼電影的導演把今天全球各式各樣社會問題的根本矛頭都對準了“新自由主義”。正是新自由主義對自由市場放任,對國際自由貿易過度縱容,對諸如金融衍生品等等複雜商業行為缺乏有力監管,讓“一小撮”有產者“仍在以無恥方式變得富裕”,他們躺在家中通過鍵盤上幾個按鈕,就以資產重新配置方式牟得幾輩子都享用不盡的財富。這種極少數的特權階級佔用絕大多數資源和財富的現狀,導致了全球範圍內貧富差距的愈加懸殊以及區域經濟的不平衡。廣大工薪階層的血汗積蓄為金融危機買了單,從希臘到葡萄牙,一系列破產國家則成了“經濟全球化”的受害者。正因此,肯·洛奇——正如他所明言的那個“向權貴演講”的電影傳統一樣,在藝術電影最高殿堂裡大聲疾呼“我們需要另一個世界”,一個“新自由主義”以外的世界。

倘若說,《我是布萊克》的落腳點尚且是一個老人面對官僚主義和技術主義,無所依靠,無力安頓自己晚年。肯·洛奇入圍今年戛納電影節主競賽新作《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則敏銳抓住了當下世界一種新形態的剝削形式。一種以平臺中介為基礎的自我僱傭式的工作形式。影片中,特納先生在貨運快遞中介誘導下以按揭形式買了一輛貨車,自己當上了自己老闆,做起了貨運快遞的生意。但為了擁有這輛貨車,特納一家卻開始走上一條“不歸路”。首先是做老人和殘疾人家政工作的特納太太賣掉了家裡的二手車,導致她每天只能坐公交車往返於她的各個客戶之間,疲憊不堪;而特納先生更是為了早日償還貨車的貸款,增加了自己工作量,延長了自己的工作時間。如此一來,家中一對兄妹變成了無人管教的“留守兒童”。當正處於青春期的哥哥開始不斷在學校和社會上惹麻煩,需要父母從工作中分擔更多精力時,一家人開始陷入財務和時間上的死局。

《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劇照。

像是對其前作《我是布萊克》的某種延續,影片再次選擇了英格蘭北部城市紐卡斯爾拍攝。正如肯·洛奇過去半個世紀的創作一樣,《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下簡稱《對不起》)再次堅持著一種肯·洛奇式的“普通主義”:他刻畫了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英國工薪階層家庭,他們早該擁有自己房產,卻被零八年次貸危機波及,無法繼續貸款買房;兒子從父母並不成功的生活裡也看不到自己繼續接受高等教育意義,與其欠下一屁股債務讀一個大學,到頭來還是隻能做一份工薪階層的卑微工作,他寧願更早離開學校去混社會。

像肯·洛奇之前的電影一樣,《對不起》的主要演員都是從普通人裡挖掘出來的素人,這種去除“表演”這一動作,直接讓生活在拍攝過程中流淌起來的方式,最終和接地氣的劇本一道合力,創造出了一個真實生活質感充沛的電影——來自曼切斯特的父親是曼聯球迷,會在送快遞過程中與紐卡斯爾當地球迷鬥嘴兩隊交戰史;母親服務客戶裡有性格倔強古怪不斷惹麻煩的老奶奶,也有富有同理心不斷與母親聊天交心的殘疾人;小女兒則是一個和平主義小天使,週末陪父親一起送快遞,還努力彌合哥哥和父親之間越來越劍拔弩張的緊張關係。

肯·洛奇電影裡的老百姓從來都是這樣一群善良、可愛的普通人,他們雖然性格各異,也不乏各式各樣的缺點,但也總是富有尊嚴和愛心,會對陌生人報以溫暖的擁抱,會用勤勞工作來為自己爭取一個體面生活。在全球經濟結構趨同的今天,這樣一群街頭巷尾隨處可見的普通人,其實是超越國別的,他們可能和我們在中國社會裡遭遇的快遞小哥、外賣員、做衛生的阿姨也並不離得特別遠,是我們的親戚,我們的鄰居,甚至是我們的朋友和同學。肯·洛奇的“普通主義”旨在向我們傳遞這樣一種道德訊號,電影中所呈現那種家庭困境其實離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並不遙遠,一種新制度化的剝削其實在我們每個人身邊普遍存在著,為此電影人和每個觀眾都不應該熟視無睹。

事實上,這樣一種剝削在歷史中並不新鮮,只是在網際網路金融時代,在形式和修辭上做了改頭換面的變化。網際網路經濟表面上瓦解了傳統公司的僱傭制度,個體看似有了更多選擇,可以自己做主選擇客戶和工作時間。但正如《對不起》向觀眾呈現的那樣,平臺作為客戶的真正所有者,可以通過制定繁冗的獎賞和懲罰制度,在事實上對自我僱傭的勞動者進行控制。比如電影中,快遞站管理者嚴格要求貨運快遞司機每天到崗,完成巨量快遞任務,如果有拖延或者曠工,就直接進行經濟和信用上懲罰,而導致高額罰款甚至停止分配客戶。在這種高壓制度之下,父親完全被剝奪了和家人團聚的閒暇時光。在《對不起》裡,我們甚至發現這種經由現代技術升級化的剝削制度變得更加高效和冷血——在電影最後,觀眾會發現,自己給自己當老闆的這套說辭,更像是一個美麗的陷阱。它以“自我僱傭”為名義,規避了在勞工法保護下的僱傭合同,導致電影裡的工薪階層甚至得不到最基本的勞工權益保護,最低薪水不復存在,八小時工作制度也不再存在,因為這都取決於你自己做“老闆”後的勤勞程度。可事實上,自我僱傭者因為依賴平臺的派單,他們的工作時間和工作計劃完全可能因為平臺任何一項制度的推出,而喪失所有自由。這就讓一種新形式剝削甚至奴隸制度隱祕的誕生。

對此,我們採訪了導演肯·洛奇和他的編劇保羅·拉弗蒂,和他們一起談了談這部電影內外的故事和他們對當下社會的思考。

《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劇照。

澎湃新聞:

你曾經說過《我是布萊克》是你最後一部電影。

肯·洛奇:

是的,拍《我是布萊克》的時候,我真的很累,於是我想,“好吧,這也許就是我的最後一部電影了”。其實,這種想法時不時會出現。 然而上部片之後,我跟編劇保羅·拉弗蒂發現一類沒有合同的自我僱傭工作。這是一種新形式的剝削。新的故事的想法因此出現了。當真的你在做新片的時候,你想的就是要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不要想得太長遠。

澎湃新聞:

所以,可以說是自我僱傭這種新形式的工作讓你產生了拍新片的靈感。

肯·洛奇:

在做上一部片的時候,我們就討論到這些年“工作”形式的改變。對於工人、保安這樣藍領,甚至是中產階級來說,現在的工作遠遠沒有之前穩定。大公司用盡各種方式減少在員工身上的開銷,使他們越來越脆弱、無助,像機器一樣可以被開關。這樣類似現象是如此之多。於是,這個故事在我腦海裡已經有好幾年了,我一直在嘗試找到一個合適的說故事的方式,最後發現家庭是恰當的切口。一般人在崗位上要保持體面,但回到家之後,就會釋放負能量。對孩子的失責,情感上的愧疚、無力、疲憊,以及經濟問題、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問題,都是工作的負面影響的體現。

澎湃新聞:

是的,比如說在電影節前方記者,大量也都是自由職業者,並沒有合同,只是一種臨時僱傭。

肯·洛奇:

我覺得主要是自由市場導致的。歐盟的建立也是基於自由市場的。小公司被大公司所吞噬,最後變成了大集團之間的競爭。為了成功,他們努力降低產品價格,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務。減少人力支出是降低價格的主要方式。這自然使工人們變得脆弱。這中間的邏輯關係是不容忽視的。我們只能重新思考對於自由市場的定義。所謂的政治正確,不僅僅是對於少數族群、非異性戀族群的公平對待,現在更應該挑戰自由市場帶來的難關。一天不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就永遠處在困境中。

澎湃新聞:

而且這種自我僱傭形式,是否也瓦解了英國傳統的工會制度?本來,工會至少可以團結起來保障工人們一定的權利。

保羅·拉弗蒂:

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自我僱傭這一形式的結果就是個體之間互相疏離。 母親艾比作為看護者她需要自己排時間表,一個人跑來跑去,快遞司機也是如此。自我僱傭常常是沒有合同,在一套很好聽的修辭編織下,每個人看起來都是在做自己的生意,但其實並不是。我基本認為自我僱傭這種形式是一個巨大的謊言,工會因此也很難被組織,組織起來的,也都是藉此獲取利潤。這不僅是發生在英國的現象,也發生在歐洲和美國。

《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劇照。

澎湃新聞:

事實上,因為網際網路技術,自我僱傭也是今天中國最常見一種工作形式,您的這部電影放到中國去拍,也會非常恰當。但如果我們沿著工會話題繼續聊,我很好奇您二位是如何看待最近在法國發生的黃馬甲運動?英國工人們對此有什麼迴應嗎?

肯·洛奇:

我喜歡他們每週組織一次,這是很好的。接下來的難題是,我們需要分析造成社會問題的原因,然後解決它。人們需要做政治解讀,而不是直接喊口號和訴求,也就是說,不能治標不治本。這樣遊行帶來的問題是,人們很容易在大方向上達成一致,比如大家都想要解決貧窮問題,但分析原因,找到解決方法,其實是難度特別大的。

保羅·拉弗蒂:

我覺得黃馬甲運動的訴求的面向是很多的,但人們的憤怒是普遍的,存在於各個國家,包括英國。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是社會的不平等現象。在最近的五十年以來,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如果不面對人民解決問題,怒火是可能會加劇的。

澎湃新聞:

如果賦予您某種權利來解決自由市場的問題,您會怎麼做?

肯·洛奇:

建立在不同機制下的同一個歐盟——不是建立在自由市場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人民共有的經濟的基礎之上。我們需要一個民主的,不是利用人民,而是滿足人民的需求,服務於人民的,可持續的機制。但是當然,你需要得到二十八個歐盟國家的同意,這也是非常困難的。當然這是基於人民權利的機制,不是基於經濟發展的機制。

澎湃新聞:

最後,迴歸一個和電影有關問題。這一部同《我是布萊克》故事都發生在紐卡斯爾市,而且演員再一次是我們不熟悉的面孔,您是怎麼樣做到讓人物如此生動的?大量的排練嗎?

肯·洛奇:

首先,劇本創作是最重要的。其次,需要找到適合的演員。需要持續尋找,直到發現有活力的,讓你感覺可以相信的演員。需要有天賦的人,之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比如說,母親這個角色。她本來是一位助教。她溫暖、慷慨、風趣、充滿直覺。我們並不排練,只是做一些必要的準備,來營造基本的家庭內的感情聯絡。拍攝前我會讓他們一家人一起去咖啡館,去快餐店,建立家庭內部的活力。

保羅·拉弗蒂:

我在寫作階段就給兩位主角寫了人物小傳和他們的過去,然後見縫插針地把這些融入劇本里。所以即使在現場的即興時刻,我們也能把握人物的方向。

肯·洛奇:

所有父親工作場所的演員,都是真正的司機。他們來到現場,掃描包裹,裝車,做得是他們日常的工作。所以一切都非常自然,不需要他們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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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層勞工的悲哀與無奈, 被這部英國劇情電影說明白了     2019年11月15日

《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是一部2019上映的英國家庭劇情電影,由肯洛奇執導,克里斯希欽、黛比哈尼伍德、瑞斯斯通、凱蒂普洛克特主演,故事講述在金融海嘯的衝擊後,失業已久的瑞奇終於找到物流司機的工作,卻被告知工作不僅是自雇性質,還必須自備貨車在特定時間把貨物送達,在經濟壓力下,他們不得不將妻子的代步車賣掉來交換。而瑞奇和艾比雙雙為工作焦頭爛額,無暇陪伴彼此和青春期的孩子們,不斷惡化的家庭關係也讓他們面臨重大的考驗。

底層勞工的悲哀與無奈, 被這部英國劇情電影說明白了

最重要的是重視與改變

多次入圍戛納影展、有英國電影良心之稱的導演肯洛奇,作品常帶著濃厚社會現實主義的色彩,無論是《風吹麥浪》以愛爾蘭內戰中的一對兄弟反映大環境對個人的衝擊、《天使的一份》用一群社會邊緣人努力奮鬥的故事呈現英國青年失業的問題,或者《我是布萊克》透過一位罹患心臟病的木工來批判社福制度的僵化與官僚腐敗,這些作品都把劇情鎖定在底層社會或勞工階級的小人物,以片中對現實社會的描述來為他們發聲,而這次《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同樣也不例外。

底層勞工的悲哀與無奈, 被這部英國劇情電影說明白了

 

新與舊交替所產生的落差

我想肯洛奇把《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的故事舞台設定在英國北方的新堡Newcastle不是沒有原因,這個過去以造船和鋼鐵工業聞名,近年來面臨產業轉型的城鎮,不像倫敦、曼徹斯特等經濟發達的繁華大都市的快速步調,人們多半還是維持著相對傳統保守,較為刻苦耐勞的工作型態,雖然他們的一天看似平淡無奇,但卻因此保留了最讓人親近的人情味,以腳踏實地的樂觀生活態度,享受著家庭跟人與人之間最單純的美好,然而因為突如其來的經濟壓力所產生的沉重負擔,卻把這些習慣簡樸的人們給逐漸壓垮。

底層勞工的悲哀與無奈, 被這部英國劇情電影說明白了

以快遞員碰到客戶不在家,無法順利投遞包裹所貼的紙條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Sorry We Missed You」作為電影片名,便能看出《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又是一次肯洛奇展現他對勞工關懷的作品。在2016年以《我是布萊克》拿下戛納影展金棕櫚之後,再度找他合作已久的編劇保羅拉弗蒂來撰寫劇本,以寫實化的敘事角度,反映了現代社會隨著數位平台的崛起,在所謂零時經濟的新興工作型態下,這些隨傳隨到的自由工作者可能碰上的種種問題。

最沉重的現實壓力

《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結合2008年的金融風暴,還有之後電子數位與網路購物逐漸普及的時代,新型經濟模式的出現就像讓過去多半從事勞力工作,因為而金融風暴受到牽連背負龐大債務,卻又必須跟妻子一同養家糊口的父親瑞奇抓到一根救命稻草,試圖以它扭轉過去工作不順遂的頹勢。然而在把全家資產都投注其中以後,沒想到卻因為科技演變快速,缺乏對應法律的保護,企業和勞工之間的不對等關係,最終迎向他的只有必須自行面對風險,無法獲得應得勞工權益等種種來自僱主的壓榨。

毫無疑問,就因為有著極為成功的的角色塑造,給觀眾清楚感受到鏡頭中散發的溫暖,才使《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成為一部讓人無比心痛的電影。全片圍繞在家庭之上,利用這一家四口平時的互動過程帶出角色的關係,並強化家人之間的情感連接,藉此來跟當時的社會現狀互相對比,讓瑞奇這位富有強大責任感的父親在承受巨大的工作壓力之後,呈現這個社會上勞工即便努力打拚,為了工作甚至要犧牲家庭,最終還是愈做愈窮的血淋淋現實。

小人物的兩難處境

導演肯洛奇非常擅於描繪片中角色在遭逢困境時,那種既無奈又真實的反應與心聲,維持他作品多半充滿痛苦和傷痛的整體調性,以父親瑞奇每天早出晚歸、來回奔波送貨的辛苦,還有正處於青春期兒子的叛逆行為,透過家人之間因為錯誤溝通方式而加劇的家庭矛盾,帶出小人物永遠被時間追趕,但面對未知的明天沒有太多時間給他思考,只能走一步算一步的茫然與無助。

或許《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片中不乏有家人彼此關懷的溫馨時刻,也有在繁忙工作時候的苦中作樂,但全片針對角色細膩的情感描寫,從人們最能感同身受的親情面向切入,也更加凸顯他們在一時衝動所犯下的過錯,還有現實社會中那種層層剝削的殘忍無情。看似不合理的規定還是只能硬吞下去,希望兒子先把書讀好的急躁,蠟燭兩頭燒,兩邊都沒辦法顧全,最後逐漸堆疊的壓力像雪球一樣壓垮了這個家庭,這些都是《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最令人難過,但憑個人又沒辦法將其解決的事實。

勞工可能面臨的問題

到頭來,零時經濟只是個開頭和起點,肯洛奇最終把人們所有對工作的不滿,卻又無從排除和宣洩的心聲拍成《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這部電影,無論是底層勞工受到壓迫,但因為經濟因素而被迫隱忍,儘管遍體鱗傷仍強拖著疲憊身體工作,或者主管階層只追求營業數字,絲毫不在乎勞工權益而導致的惡性循環,片中講述的都不僅僅只是英國新堡,而是全世界人們都可能因為必須顧及自身工作而產生的問題。

電影把資本社會的市場經濟底下,營利導向的企業為了降低成本、追求利潤最大化,因而犧牲底層勞工基本權益的現況給真實呈現出來,更殘忍的是,《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還以家庭為主要核心,在社會還無法完全落實勞工相關法規,勞工為了生活又必須互相競爭的情況下,把家人之間原本溫暖的愛與關懷變成一種負擔,讓父母必須養家糊口,給孩子過更好生活的責任成為導致社會工作環境進一步惡化的幫凶。

最傷心難過的事實

我好討厭《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整部片那種抑鬱的感覺,多次害怕角色發生意外的擔憂幾乎壓得我快要窒息,即便有家中女兒始終體諒父母的貼心,兒子叛逆依然在乎家人的溫情,但都被片中種種矛盾、無奈和悲傷的心情給完全掩蓋。那道突破厚厚雲層的陽光,彷佛只是這個社會讓我們能夠繼續努力工作而設立的目標,就像打著自由、彈性招牌的零時經濟多半只是以更多勞力來換取更少工資的謊言,表面看似有撥雲見日重現光明的機會,但實則所謂的谷底翻身只是墜入另一道深淵的開始,都不禁讓人對這個社會感到徹底的失望。

結局

我不會認為是角色特別倒霉,反而會把他們視為是底層社會雪上加霜的縮影,在許多難關接踵而至,形成連鎖效應所造成的情況。《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導演肯洛奇根據這種在自由市場總會發生的必然,通過片中角色的遭遇引發我們的關注與同情,激起觀眾對現實生活的反思。電影片尾以家人擋著白色貨車,但父親瑞奇依舊堅持負傷上班作結,不禁想到前陣子食物外送員為了在規定時間內抵達,最後超速發生車禍死亡的新聞,這時我們能做的除了多一點關心與體諒,並且積極支持相關法規的制定,讓勞工權益獲得更完整的保障之外,更要思考是否能修正現有的經濟模式,我想這就是《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想傳達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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