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現在中國大陸跟台灣都使用手機科技來控制疫情。
但是兩者最主要的差異,是台灣只監管有染病嫌疑的人的大致行蹤,而在中國政府監控的,是所有人的詳細行蹤。

二、
中國政府透過手機監控的方法,是由中國的騰訊跟阿里巴巴推出了所謂的「健康碼」。每個人都必須透過微信跟支付寶這樣的 app,登記自己的真實姓名跟住址,並交代自己在過去 14 天的行踪。如果系統判斷這個人是安全的,沒有被感染的風險,就會在手機上顯示一個綠色的 QR code,稱作「綠碼」,而如果系統判斷這個人有被感染的可能,就會顯示「黃碼」或是「紅碼」。而中國的公民在出入社區、商場、或是公共場所的時候,都必須主動出示他們手機上的「綠碼」,才可以自由通行。

杭州健康碼

杭州健康碼

三、
當中國的民眾在小區、商場、辦公大樓或公共場所的門口出示自己手機上的「健康碼」時,門口的警衛也會同時用機器掃描那個健康碼,這時候,警衛的螢幕上就會出現手機持有者的身分證字號以及照片,供警衛核實身分。
同時,掃描程式也會將將這個人的行踪上傳到雲端伺服器,紀錄「身分證字號 642719198001013547 的林●●,在 2020 年 3 月 28 下午 15:40 進入位在北京東城區的某某辦公大樓」。
而如果目前也在同一棟大樓的另一個人在三天後確診了,那系統就可以自動去比對那個人在雲端伺服器上的行蹤資料。當系統發現我在三天前曾經跟那個人同時出現在同一棟辦公大樓裡,就可以自動把我手機上的健康碼轉為紅色。

四、
而當我手機上的健康碼轉為紅色之後,政府也不用大費周章地來找我,通知我去做居家隔離。
因為我當我的健康碼變成紅色之後,我哪裡都去不了。我進不了任何辦公大樓、也進不了任何商場或是車站、飛機場。我甚至連我所居住的小區(社區)都出不去。

五、
這樣的健康碼防疫系統,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國做得到,因為中國的手機支付系統非常的普及,而這套健康碼系統,就是建立在支付寶跟微信支付這樣的手機支付系統之上。

六、
中國的大大小小商店都有掃描手機支付二維碼的工具,而且當顧客使用手機上的二維碼進行支付的時候,系統也就同時紀錄了這名客戶的行蹤。
因此,如果我今天去某家麵店排隊買了一碗武漢熱乾麵,而排在我前面的那個傢伙在三天後確診了,那系統也可以輕易的比對出,三天前我跟那個傢伙在同一家麵店的同一個收銀台付帳,而且兩人付帳的時間只差了一分鐘。
然後我手機上的健康碼就會轉為紅色,然後我就哪裡都去不了了。

七、
所以中國政府推出的「健康碼」對於疫情的防控會不會有效?當然有效,而且應該會非常的有效!
而在許多的中國人民看來,這是中國政府強而有力的表現,也是中國科技領先世界的明證。

八、
但是在美國、英國這些西方民主國家看來,這是中國政府侵犯了人民的隱私、妨礙了人民的自由。中國政府推出的健康碼,美國跟英國不是在科技上做不到,而是人民不願意讓政府監控他們的詳細行蹤。

九、
所以在疫情過後,美國人民應該還是會認為,這場疫情之所以會爆發,是由於中國控制了言論、掩蓋了疫情,讓李文亮醫師那些吹哨者無法即時將正確的疫情傳出來,警告世界。
而許多的中國人民也應該會認為,中國之所以能迅速控制住疫情,是由於中國在制度上的優越性以及科技上的進步性。

十、
一場瘟疫,可能會讓民主自由的國家變得更加自由,同時也讓中央集權的國家變得更加集權。
在《Why Nations Fail》這本書當中,就講過一個類似的故事。西元 1346 年的一場黑死病大瘟疫,讓英國變成了近代第一個民主國家,而同樣的一場瘟疫,卻也讓東歐的俄羅斯等國家鞏固了農奴制度,變得更加集權。
(黑死病連結到自由與集權,牽拖很大,比較可以確定的影響是:宗教勢力的短暫式微)
那個故事有點長,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研究看看。

十一、
而最重要的,是台灣跟許許多多的其他國家會怎麼想?如果台灣在這波疫情中挺住了,台灣應該會對自己的民主制度更有信心,因而跟美國走的更近。
而如果台灣在這波疫情中倒下了,會不會有許多的台灣人願意主動放棄自己的自由,讓台灣往中國的方向靠攏?
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開發中國家,像是衣索匹亞、巴基斯坦、以及中南美洲的許許多多國家,他們在疫情過後,會相信美國的自由民主,還是中國的一帶一路以及「制度優越性」?

十二、
《Why Nations Fail》這本書把現在這樣的狀況稱作「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
民主自由還是中央集權?未來一百年的世界局勢,以及每個國家的各自走向,很可能會在未來這一、兩個月之間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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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的黑死病怎樣衝擊了歐洲的封建體制和教會

在人類社會的重大變革中,往往都是人為因素起主導作用,如戰爭、宗教改革和新航路的發現,但是對於14世紀的歐洲來說自然界的力量更強大,因為這次自然災害不僅改變了社會結構,還摧毀人們的信仰,這就是黑死病。一時間黑死病在歐洲肆虐,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倖免,黑死病成為了當時歐洲最恐怖的瘟疫。

對於歐洲在14世紀時所經歷的這場噩夢很多史學家和文學家都有記載,最典型的就是薄伽丘的《十日談》,書中記載了當時發生瘟疫時出現的可怕場景:病人突然地跌倒在大街上死去,更有甚者人們悄無聲息地死在了家裡,直到鄰居聞到隔壁屍體的惡臭才被發現。最悲壯的場景是「葬禮連綿不斷,而送葬者卻寥寥無幾」,教堂和墓地都已經沒有辦法容納這些屍體了,於是不得不像貨物一樣堆放在一起掩埋。

由於人口劇減,曾經繁忙的田園無人耕耘、奶牛隨意在大街上散步,飄香的酒窖無人問津,歐洲許多地區發生了饑荒。但是也有一些人伺機繼承了別人的財產,成為了富豪,但是在黑死病陰影的籠罩下,暴富的人們無暇享受這意外財富帶來的喜悅。他們用無度的揮霍來消除心中的恐懼,通宵達旦低參加舞會、宴會、賽馬等娛樂活動,甚至主教、傳教士和僧侶也加入了這股狂潮。政府官員似乎也是這場瘟疫的收益者,他們可以毫無顧慮地恣意侵吞國庫中的任何財富而不用擔心受到懲罰。除了消遣之外,人們為了得到心裡安慰隨意的遷徙,歐洲的社會秩序開始變得極為不安定。
 
給歐洲造成如此大恐慌的黑死病爆發於1348年,因患者身上會出現黑斑而得名。其實這是一種鼠疫,最早出現在亞洲西南部,之後隨航海船隻一直向西擴散,黑海、地中海、北大西洋沿岸、波羅的海等,歐洲所有的國家幾乎都籠罩在死神的「庇佑」之下,唯一得以倖免的只有路途遙遠和人口疏落的地區。這場瘟疫致使歐洲盡2500萬人死亡,幾乎達到了當時人口的一半。而據不完全統計全世界人口在這次災難中大約7500萬人喪生,死亡人數之多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種流行病。即使是血腥的英法百年戰爭也在瘟疫面前望而卻步,暫時偃旗息鼓。

中世紀的歐洲在經歷了這場肆虐的黑死病後變得弱不禁風。原來受剝削的對象——農民大部被瘟疫奪去了生命,僥倖存活下來的人不願在像以前一樣生活,開始試圖掙脫封建束縛。瘟疫結束後,一部分人不斷地湧入城市,獲得了更多的自由;留下來的農民獲得了部分土地,地租也開始由貨幣替代,這一切都促進了商品經濟的萌芽。

黑死病不僅僅衝擊了封建體制,還給了宗教當頭一棒。基督一直是歐洲人的精神支柱,但是在災難面前神職人員和他們一樣驚慌失措,並隨著人流爭先恐後地逃離了故土。而萬能的上帝在人們最需要幫助時也表現得無能為力,宗教所展現出的無能,使人們對宗教的傳統權威性產生了懷疑與動搖。失去精神家園的歐洲人,開始尋找新的精神支柱,巫術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部分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並在歐洲長時間流行。

這場瘟疫在暫時地退隱之後,又曾反覆了很多次,直到18世紀歐洲才徹底地擺脫了這場噩夢。黑死病對歐洲造成了很大影響,不僅人口急劇下降,使歐洲的封建制度加速解體,還動搖了當時支配歐洲的羅馬天主教教會的地位。後世的醫學家、社會學家認為它的破壞性可以和核武器的毀滅力量相提並論。

連結:【十日談】

《十日談》是一部短篇小說集,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傑出的代表人物薄伽丘的代表作。這部著作以當時義大利發生的黑死病為背景,是歐洲近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現實主義作品。書以避難的10個男女青年在10天之內講的故事為主線,再現了當時義大利廣闊的現實社會,抨擊了當時的禁慾主義和宗教神學,對歐洲文學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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