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望疫後世界圖景,或將有五大變化   人民論壇最新策劃 2020-08-12 

作者 | 中國人民大學甲級A崗教授,國家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未來研究會理事長 金燦榮

大難之後,必有大變。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撰文指出,“新冠肺炎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史無前例​​的疫情,必將塑造史無前例的世界圖景無論是霸主威信受損的美國、成員國分歧日益加劇的歐盟,還是遭遇蝗災等並發性災難的印度、依然面臨疫情擴散挑戰的非洲,其背後都是國際社會中不斷增長的新變量在發揮作用。

疫情如何衝擊了世界?瞻望疫後世界,將會有怎樣的新圖景、新趨勢?一文帶你讀懂疫後世界的五大變化,看懂世界的轉型與變革!

01

經濟圖景:

世界經濟遭受全方位衝擊

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造成2020年全球經濟下滑5.2%,是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此次疫情對世界經濟的打擊是全方面的:

公共衛生災難本身帶來的衝擊。應對疫情需要大量財政撥款購置相關醫療資源,對我國而言,政府承擔了治療新冠肺炎患者的大部分費用,同時也承受了封城造成的經濟損失。而隨著疫情長期化,暫時性的、局部性的封鎖時有發生,給國家以及地方政府造成了一定的財政壓力

疫情造成的衍生經濟影響疫情造成全球經濟活動較為普遍的、長時間的停頓,國際產業鏈、供應鏈上的企業受到重創。與此同時,由於多國採取封城、限制聚眾活動等政策,對現金流要求較大的零售業和服務業遭到沉重打擊以航空業為代表的運輸產業更是如此額外的防疫成本、停滯的現金流以及工資、場地租金等剛需衝擊著大量中小企業。由於受損的服務業、零售業、製造業等恰恰是低收入人群聚集的產業,高失業率又要求政府進行相應救濟,因而大大增加了財政壓力

金融和債務風險。疫情快速蔓延的初期曾引發股市多次熔斷,顯示了國際資本對疫情負面影響的焦慮情緒。隨後,美聯儲開始實施無上限的量化寬鬆政策,產生了惡劣的示範效應,並且很可能引發新一輪的通貨膨脹。針對美國許多公司即將面對的公司債問題,美聯儲通過二級市場企業信貸工具購入公司債,資產負債急劇擴張。美國不負責任的大水漫灌政策給美債持有國以及貿易夥伴帶來了一定的風險

並發性災難。 2020年可謂多災多難,例如東非蝗災等“天災”,殃及人口大國印度,很有可能造成世界糧食危機,還有美國種族危機等“人禍”接踵而至。與此同時,世界經濟停頓與沙特阿拉伯、俄羅斯、美國等國家的石油價格戰同時發生,石油市場的供需兩端同時受到衝擊。除此之外,部分國家劍拔弩張,衝突蓄勢待發,令跨國生產、物流運輸等充滿不確定性。事實上,即使世界糧食與能源儲備充足,貨運中斷也可能導致部分地區資源短缺

02

全球化圖景:

反全球化風潮愈演愈烈,但對東亞區域化有一定促進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化時代大暴發,凸顯了現代全球化國際體系的弱點和弊端:

▷各國人員流動頻繁,便捷的交通有利於病毒的傳播。

各國產業高度聯結,全球製造業與中國聯繫緊密當中國企業因為抗疫停工,其他國家也會面臨生產鏈斷裂的困境,反之,中國的出口企業在他國需求不足時也會受損。

國家之間難以有效協調。部分國家在中國抗疫之初便採取停航、禁運等極端手段,加劇了國際恐慌;還有一些國家因為國內原因無法有效開展抗疫工作,進而成為國際疫情輸出國。

▷並發性災害、國際政治事件等給抗疫工作增加了難度。
在恐慌情緒的影響下,世界多國的反全球化風潮呈現愈演愈烈之勢:

首先,部分國家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災害面臨財政困境(許多發展中國家本身就具有嚴重的債務問題),對全球化的排斥情緒加重。
其次,美國等國家鼓吹的“中國有罪論”以及種族主義言論,加劇了部分國家的排外情緒。
最後,疫情使得部分國家呼籲戰略物資“自給自足”,因此在危機過後,一些國家可能會主動減少對國際貿易的依賴。
需要注意的是,疫情對東亞區域化具有促進作用,疫情過後的世界經濟存在新的希望。如前所述,疫情降低了國際市場對出口型企業的需求,而東亞、東南亞國家以及地區大多是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區域內國家覆蓋了不少領域的高、中、低端產業,在勞工素質和製造業完備性上具有優勢。如今歐美等國家深受疫情困擾,其國內市場的消費能力下降,生產能力下降同樣明顯,而從疫情中恢復較快的東亞、東南亞各國則能夠從相互貿易中尋找經濟恢復的新引擎,為國內出口型企業創造商機。

03

政治圖景:

世界政治形勢可能出現四大變化

各國都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受害者,但仍有一些國家將病毒政治化,使其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疫情造成國家之間的物理隔絕以及資源爭奪,迫使一些國家在大國政治鬥爭中站隊,已經對世界政治造成了一定影響,甚至加劇了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對抗。疫情之後的世界政治形勢可能會產生四大方面的變化。

第一,世界霸主威信受損。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在軍事、科技、金融、輿論等領域擁有全球霸權的超級大國。然而在處理新冠肺炎疫情上的反應遲緩、低效,削弱了美國的威信地位。與此同時,美國在全球危機中的各種自私舉動,不僅不利於全球合作抗疫,也將損害其作為世界大國的信譽。

特朗普上台執政後,美國的外交政策體現出兩項原則——遏制中國的冷戰式零和思維以及以“美國優先”為口號的單邊霸權主義。疫情原本可以成為中美關係緩和的契機,但部分美國政客依然保持對抗思維。面對國內抗疫不力、疫情快速蔓延的現狀,美國通過指責中國轉移矛盾,頻繁拋出“中國有罪論”,企圖以此轉移國內外的注意力;美國部分政客和民間團體炒作“起訴中國” ,甚至威脅拒絕償還中國所持美國國債。指責中國當然對於美國抗疫毫無助益,但卻能夠迎合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選民,也能夠迎合意圖使中美徹底“脫鉤”的鷹派戰略家。美國“指鹿為馬”的伎倆引來了少數國家的附和,但大多數國家都拒絕在美國的威逼下站隊。比如,在七國集團外長視頻會議、世界衛生大會等場合,美國宣傳“中國有罪論”並未成功,反而被大多數國家孤立。

此外,美國推行單邊主義政策,屢次退出國際合作框架,在疫情期間更是變本加厲,甚至宣布由於世界衛生組織“拒絕執行美方所要求的改革”,美國將終止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關係。在雙邊關係上,美國同樣自私自利,在歐洲疫情暴發之際,單方面發布美歐禁航令,扣押多國抗疫物資並截胡訂單;在本國疫情嚴重之際,向拉美國家遣返可能被感染的非法移民;在盟友因抗疫背負沉重財政壓力之際,以撤出美軍為要挾,要求歐洲盟友增加國防開支,承擔更多駐軍費用。

第二,歐盟離心離德其內部問題在疫後將繼續存在。除美國外,西方世界的大多數國家在疫情期間的表現都差強人意,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種族主義。以挪威、丹麥為代表的部分國家,在中國疫情嚴重時放任國內辱華言論,民間出現針對華僑華人的攻擊,甚至其他亞裔群體也成為受害者。日本財務相麻生太郎曾表示,某些歐洲國家對新冠肺炎疫情反應冷淡,甚至某些國家的代表認為“那是黃種人的病,不是我們的病”;一些歐洲媒體也多次暗示,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國“不衛生”生活習慣的產物。這種自大的情緒令歐洲錯失了防疫的最佳時機。

其次是歐盟內鬥。近年來,德國經常以歐洲領袖自居,但在疫情面前,德國搶奪瑞士等鄰國的醫療物資,從低收入國家搶奪醫護人員,其形像從歐洲的“武林盟主”變成了不講道義的“山賊盜匪”。與此同時,歐盟對意大利等國家的疫情無所作為,反而是中國伸出援手。歐盟在疫情穩定後試圖進行一些補救,在國際上積極呼籲合作抗疫;但歐盟的問題在疫後還可能會繼續存在,歐洲一體化任重道遠

最後是“群體免疫論”。英國在本土疫情暴發初期一度採取消極防疫的態度,招致了社會各界的批評,最終被迫轉變策略,積極抗疫。瑞典明確採取“群體免疫”策略,導致新冠肺炎死亡率高居歐洲第二,累計死亡人數達到三個鄰國總和的四倍以上。事實上,巴西、美國的低效率抗疫都或多或少地受“群體免疫論”的影響。可以說,部分西方國家的“群體免疫論”大大增加了其他國家的風險,促使抗疫成為持久戰。

第三,世界多國面臨複雜考驗。首先是俄羅斯。俄羅斯在疫情初期對中國邊境嚴加防範,卻未能對歐洲方向輸入的病毒提高警惕。雖然俄羅斯學習中國經驗,建立方艙醫院,但抗疫效率不如人意。俄羅斯在疫情期間仍然面臨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雖然目前疫情已經逐漸得到控制,但政府的經濟壓力仍然沉重,疫情后的經濟復甦將是俄羅斯面對的首要挑戰。其次是巴西。目前,巴西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數快速增加,已經成為世界疫情的“震中地帶”。再次是印度。印度存在著規模巨大的貧民窟,部分地區公共衛生水平落後,近期還面臨蝗災的壓力。作為人口大國印度的淪陷可能導致全球抗疫難度驟升。最後,非洲和拉美的許多國家。這些國家在疫情之下處境艱難,雖然世界衛生組織和多國積極對其予以援助,但仍然可能出現人道主義危機。

第四,亞太政治相對穩定。相比之下,亞太地區在疫情期間的表現總體不錯,有助於消除民眾對西方國家的盲目崇拜,區域內的經濟一體化也有利於亞太地區的政治穩定。

04

更多人將走出“唯西方論”的盲目崇拜

當疫情在發達國家和地區肆虐時,種種打著“自由”旗號的蠢行得以暴露:民眾無視政府禁令聚眾活動,年輕人以“年輕人死亡率低”為由肆意狂歡;政客將不戴口罩與“捍衛自由”相聯繫;部分媒體在傳播虛假謠言和種族主義言論方面肆無忌憚;部分西方發達國家政府應對失當,頻繁出現搶奪物資、數據造假、忙於黨爭等醜聞,面對國內不斷升級的公共危機仍然堅持推卸責任。此次疫情令更多的旁觀者看清了西方制度的內在不足。可以預料,疫情過後,更多的人將走出“唯西方論”的盲目崇拜。

事實上,應對突發性公共事件往往需要各方面作出犧牲。疫情面前,我國的醫療工作者、一線工人、軍人以及大量的服務業勞動者超負荷工作,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普通民眾犧牲出行自由,通過規模巨大的隔離行動阻斷疫情蔓延;企業和政府承擔經濟停轉損失和公共衛生支出,為防控疫情奠定基礎。而部分西方國家不具備這些條件,也不願作出犧牲。

政府力量強大、科研水平世界領先的美國或許擁有控制疫情的能力,但卻陷入了內政危機(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及不同黨派的民眾不願意協力抗疫)。美國社會存在著幾種難以彌合而且愈演愈烈的矛盾包括貧富差距、種族矛盾、左右意識形態、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等重大社會危機會促進極端群體的湧現,而這些群體之間無法溝通,社會對立因此加劇。例如,2008年次貸危機之後,美國民眾對肆意妄為、向國家和社會轉嫁風險的華爾街金融家深感不滿。美國左派要求強化監管、完善社會保障機制,極端右派“茶黨”則要求削減赤字、限制政府權力,兩者的訴求存在根本矛盾。在2010年後,憑藉新型社交媒體和“茶黨運動”,另類右翼運動在美國崛起,種族主義大有死灰復燃之勢左翼則相應產生了反法西斯運動、“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等,主張以暴力對抗另類右翼傳統的美國社會擁有大量的“溫和派”中產階級,因此在美國的競選機制下,兩黨推選上台的政客都會溫和持中。但隨著社交平台日益發達以及中間派選民投票意願下降,特朗普憑藉高效的網絡動員能力、獨樹一幟的話題製造能力,獲得了美國右翼分子的支持,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勝出。特朗普出台了大量的激進內外政策,甚至不惜激化國內和國際衝突。與此同時,民主黨和一些利益受損群體也開始以激進手段對抗特朗普政府,此次疫情期間東西海岸各州“抱團自救”對抗聯邦政府就是典型例子。

面對社會危機,美國部分精英拒絕反思自身制度,反而將矛盾外引,執著於意識形態鬥爭。自奧巴馬時代以來,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敵意與日俱增;美國精英階層因未能對中國“和平演變”感到失望,在商業上對來自中國科技企業的競爭感到不滿,在軍事上對日益成熟的解放軍軍力感到擔憂。特朗普上任後,美國在反華路上越走越遠。在這種大環境下,美國政府在貿易、科技、金融、司法、軍事、外交、人權、國際組織等領域動作頻頻,毫不掩飾扼制中國發展的意圖,甚至將新冠肺炎疫情當作敲詐中國的武器;反華成為美國兩黨的政治共識,對華“溫和派”喪失話語權;一些議員和社會團體甚至比總統特朗普更加激進。事實上,即使特朗普在2020年大選中失利,民主黨也很有可能會延續反華的外交政策基調,繼續就新冠肺炎疫情向中國“索賠”。

05

中國需做好持久戰準備

疫情以來,中國圍繞防疫的內政外交取得了不錯的成效,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不惜代價控制危機的治理模式獲得了國內外的肯定。

與此同時,疫情給我國帶來了一系列新挑戰:

首先,中美關係持續惡化疫情給美國社會帶來了一系列危機,種族矛盾、貧富矛盾都在激化這使得美國戰略家更加狂躁,甚至非理性。可以預料,在不遠的未來,美國及其盟友的反華政策將更加激烈,甚至有擦槍走火的可能。

其次,“中國有罪論”不斷發展。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將在國際上不斷煽風點火,鼓動世界各國向中國“索賠”,部分經濟困難的國家可能與西方反華勢力一拍即合。

再次,部分周邊國家如印度等,出於轉移內部矛盾以及迎合美國戰略的需要,有意挑起與我國的邊境衝突。

最後,反全球化浪潮嚴峻。反全球化將給跨國危機治理造成巨大障礙,甚至直接危及中國的海外利益。
當前,哪怕中國控制住了疫情,但只要外界疫情不斷蔓延,我國的經濟就仍舊背負抗疫的高壓。可以說,疫情過後的全球治理符合中國利益,也是中國無法逃避的責任。我國的當務之急仍然是恢復經濟生產,緩解國內中小企業、低收入勞動者的生存壓力。在外來輸入壓力巨大、內部疫情時有復發、科學家對病毒缺乏全面了解的當下,我國需要做好持久戰準備,制定出快速、有效的有限封鎖機制,在與病毒共存的大前提下,有序維持經濟機器的運轉。

總之,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國面臨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更加複雜,向決策者和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戰。我國祇有盡快從疫情中恢復,才能更有底氣地應對挑戰,從而謀求更加長遠的發展。

選自 | 人民論壇雜誌8月上

原標題 | 疫後世界瞻望:新圖景、新趨勢及影響評估

新媒體編輯 | 劉一霖   原文責編 | 孫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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