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父母在你面前,活得小心翼翼        民生周刊整理自國館2020-10-13

01

一直盛傳這樣一句扎心的話:成年人最大的悲哀,就是父母在你面前變卑微。

最近,我算是體會到了這種愧疚之感。

週末,帶家人出去玩,爸爸特別興奮,一個勁拍照、拍視頻,說要發朋友圈。因為等得有點久,我沒忍住發了句牢騷:“一個大馬路有什麼好拍的,別人又不是沒有見過。”

爸爸張了張嘴想說點什麼,最終還是低下了頭。那一整天,只有在我拍照的間隙,爸爸才肯急急忙忙拍幾張,生怕會讓我多等一分鐘。儘管,我一次次說沒事,他還是拘謹地像個犯了錯的小孩。

可在記憶中的爸爸一向都很清高,何曾對誰這般小心翼翼過?

他常常說,不蒸饅頭爭口氣。原本那麼剛,那麼要強的一個人,如今竟在自己孩子麵前變得這麼謹小慎微。

多少父母都是如此,年輕時為子女遮風擋雨,年老時卻得看子女臉色行事。想一想,可真是諷刺啊!


02

每一個小心翼翼的父母,背後都有一個不允許他犯錯的子女。

為什麼每次爸媽犯很幼稚的錯誤時,我們總是控制不住脾氣想要指責他們?那是因為我們跟父母生氣,氣得不是他們做錯了什麼,而是氣他們不該成為犯錯的人。

可這世上怎麼會有不犯錯的人?更何況精力、記憶力、行動力都日漸衰退的父母?

要想父母不再小心翼翼,我們最該做的不是去糾正那些無傷大雅的錯,而是學會原諒並接受這種錯

在一檔欄目裡,一位嘉賓講過這樣一件事情。

他說,自己的母親沒事幹的時候就喜歡看電視購物。有一次,看著看著,就被主持人給說動心了。

一款歐洲皇室定制款的包,原價19800元,打折價只要930元。 “這不就是白撿了一個​​大便宜嗎?”當下,這位嘉賓的媽媽就打電話訂購了這款包。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完全就是商家的一種營銷手段,所謂的打折價,可能還要比原價貴不少。

但這位嘉賓當時並沒有當著媽媽的面拆穿。而是裝作很興奮的樣子,對著母親說,眼光真好,真是買到了好東西。

這位嘉賓說,“媽媽太孤單了”。爸爸去世十多年,自己常常不在家,就只有媽媽一人看看電視、買買東西。如果他連這種慰藉都剝奪了,那真是太殘忍了。 多少人又想過,父母也都是在摸索著成長、摸索著當父母。就像電視劇《請回答1988》中的那句話:

“爸爸我也不是一生下來就當爸爸,爸爸也是第一次當爸爸。所以我女兒就稍微體諒下。”

03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叫一聲“爸、媽”有人應。

前幾個月,有一張圖片刷屏了全網。在巴勒斯坦,一位73歲的老人確診新冠住進了重症監護室裡。出於防疫考慮,醫院謝絕了一切家屬的探訪,為此,她30歲的小兒子每天晚上都爬到窗戶上遠遠地陪著母親。

只可惜,短短5天后,老人沒能禁住病情的折磨,還是離開了人世間,她的小兒子始終都接受不了這一現實。

這件事情讓很多子女都感慨萬千,很多網友紛紛在網上訴說自己對父母的思念。其中最扎心的評論是,“我失去父親22年了,依舊會哭。”

父母在,人生尚有歸處;父母走,人生只剩歸途。父親曾跟母親討論,等以後去世,他們要各自葬在父母跟前。

我想,這不是他們的感情不好,而是能夠理解彼此思念父母的心情吧!

畢竟母親至今還常常念叨外公、外婆,給我們一遍遍講那些溫暖的故事;畢竟每次在爺爺、奶奶忌日時,父親都會在墳頭跪坐很久很久,直到天黑了才肯離開。我想那時的他們,誰也不是,都只是那個想被父母寵愛的孩子吧

浮浮沉沉一輩子,我們終究就是在活這點真情實感。

誠然,每個人的父母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完美,可他們也在努力給我們最好的一切。 也許,我們除了抱怨那改變不了的原生家庭外,也該學著去珍惜與父母之間那所剩不多的時光了。

04

自從周末讓父親感到了不自在後,我立馬就去網上買了一個單反相機。

我準備,在下一周出去玩時,認認真真教他怎麼用單反拍花花鳥鳥,讓他能在朋友圈、家族群、抖音上嘚瑟個夠。

都說,成年人最大的悲哀,就是父母在我們面前變得小心翼翼。我想說並不是,最悲哀的事情,是兒女明明看清了父母的小心翼翼,還是不想方設法去解決,只是任由他們更加忐忑、謹慎。

小時候,父母總能包容我們的小脾氣,允許我們在窩裡橫,哪怕受傷害怕了,也會輕聲安撫我們,“不怕不怕!”

如今,父母一天天衰老了,他們那顆飽經風霜的心也需要一份溫柔,那麼我們是不是也能像過去的他們那樣,毫不厭煩呢?

我的答案是,會。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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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抑鬱症:我們為何總是忽視孩子的痛苦?      原創 三聯生活周刊 2020-10-13

在中國,成人抑鬱症經過近些年的普及,逐漸走進公眾的視野,但未成年人特別是年齡較小兒童可能受精神情緒問題的困擾,需要專科醫生的診斷、治療和心理干預,對於許多成人來說都還是盲區。

主筆|徐菁菁

易受傷的孩子

2015年,正在讀初三的兜兜第一次到某醫院精神科就診。這些年來,疾病和藥物的作用讓她的許多記憶都變得淡漠。兜兜只記得醫生的兩句話。一句是“你怎麼現在才來?”;另一句是向父母宣布診斷:重度抑鬱,“要住院”。聽到這句話,兜兜只覺得無比激動:“至少有人告訴我,我不是沒事找事,我不是自己作死,我不是不愛自己,我只是病了。

兩年前,兜兜就知道自己出了問題。那個時候,她剛剛以優異成績從小學升入初中。在外人看來,她勤奮努力,品學兼優,但她知道,對成績的追求已經變成了一個黑洞,正在迅速吞噬她。她住在學校宿舍,凌晨三四點便起床。宿舍斷電沒有燈,她就把自己關在裝了聲控燈的廁所裡學習。她沒有心情打扮自己、管理個人衛生。考到全校第一是她生活中的唯一目標。一旦小測驗的成績不能達到自己的預期,她就會狂怒地撕掉試卷。她會用指甲死摳自己的手背,以至於在皮肉上挖出小坑,手背流膿。

持續的失控感會給孩子們製造慢性壓力,危害其健康

兜兜不是沒有求助過。初中二年級,班主任發現了她的異常,建議她去和學校的心理諮詢師聊聊。數次見面,兜兜記得諮詢師反反复復強調的一句話:“你沒有病,你就是不愛你自己。”這句話一面令她半信半疑,一面令她更加困惑和焦慮。後來,兜兜開始出現自殺傾向。在班主任的堅持下,父母終於決定帶兜兜去看兒童精神科。

拿到重度抑鬱診斷的時候,焱焱(化名)已經是一名大一學生。如果不是入學時全校對新生進行心理測評,焱焱不會走進精神科診室他突然明白,困擾自己那麼多年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從小學五年級開始,焱焱就常常感到胸口發悶疼痛。這些年來,父母帶著他無數次去醫院檢查心臟,從未查出過明顯的器質異常。心理或情緒痛苦可以造成身體的慢性疼痛,在醫學上稱作“軀體化障礙”國外研究發現,就診於兒科門診的20%的兒童有功能性軀體症狀,此類症狀常常是青少年焦慮抑鬱症的早期表現。

焱焱和兜兜並不是極個別的孩子。雖然缺乏全國性的詳細調查數據,但孩子們的困境,北京迴龍觀醫院兒童心理科主任醫師劉華清看在眼裡。 “十幾年前,我們科室一天差不多看10個孩子,現在我個人的門診一天就有三四十個號,還有額外的加號,其中被焦慮和抑鬱困擾的孩子大約佔60%〜 70%。這不光是我的感受,全國的兒童精神科醫生都能感到這種變化趨勢。“大量研究和臨床接診均發現:孩子患抑鬱的比例很高,在澳洲為12.1%,瑞典為11.4%,法國13歲以下兒童中,抑鬱障礙的患病率為10%,”劉華清指出,“整體而言,兒童心理異常總患病率在15%左右,而且患病率隨年齡增大而增高。

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統稱為兒童(Child)。上世紀80年代以前,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曾普遍認為抑鬱症是只有成年人才會得的一種疾病。孩子可能會因為種種原因感到難過和失望,但是他們的情緒情感水平還沒有成熟到發生抑鬱的程度,總能毫髮無損地走出困境。 80年代以後的一系列研究終結了這種假設。國際上,抑鬱診斷的年齡標準不斷降低。雖然專家們在學齡前兒童是否會得抑鬱症的問題上還存有不同意見,但一個共識是,幼兒也會受到抑鬱情緒的影響,如果沒有得到適時干預,坐視不管,會極大地增加他們未來罹患抑鬱症的風險。

抑鬱診斷的年齡標準不斷降低。一個共識是,幼兒也會受到抑鬱情緒的影響,如果沒有得到適時干預,會極大地增加他們未來罹患抑鬱症的風險

一個孩子為什麼會得抑鬱症?這是一個難以簡單回答的複雜問題。大多數精神障礙的確切原因尚不清楚。研究表明,遺傳因素、生物因素、心理創傷以及環境壓力等,可能都與之相關。

兒童精神疾病的高發有其普遍的生理基礎。成年人受困於自己的煩惱,常有種草率的想法,認為兒童的世界無憂無慮。但實際上,未成年人正處在情緒和精神上格外脆弱的時期。人類大腦的前額皮質主要負責高級認知功能,包括做出決定、計劃,抑制衝動,同時也和社交活動、理解他人和自我認知有關。它是大腦中發育最晚的區域,一直到25歲左右才會成熟。與此同時,由海馬和杏仁核構成的大腦邊緣系統,用於管理記憶、情緒和感受獎勵,一般在15歲以前就發育成熟這意味著,孩子雖然和成年人一樣能夠感知情緒、情感,但卻沒有成年人那種控制情緒和行為的能力。

青春期是抑鬱症的高發階段,也和青少年自身的生理特點有密切關係。美國康奈爾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在看到有著恐懼表情的人臉圖像時,青少年的杏仁核比成人的反應要強烈得多。一些針對動物的研究發現,在經過長時間的壓力後,成熟的大腦會在10天內反彈到正常水平,而處於青春期的大腦則需要3週左右的時間。另一項針對成年小鼠的研究顯示,大腦中有一種叫作四氫帕馬丁(THP)的物質可以起到類似鎮靜劑的作用,但對處於青春期的小鼠,這種物質沒什麼效果。這都意味著青少年面對很棘手的狀況:他們更容易感受到持久的壓力,可用來應對壓力的工具卻更少。

多數精神障礙的確切原因尚不清楚。研究表明,遺傳因素、心理創傷以及環境壓力等,可能都與之相關

兜兜覺得自己的完美主義可能是與生俱來的。從小她就是個在學習上不讓父母操心的孩子。但升入初中以後,變化的發生並非沒有原因。小學階段的孩子,特別看重父母、老師這些生活中的重要成年人對自己的看法。可老師們恰恰讓兜兜感到委屈和不解。她不喜歡自己的班主任。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班裡的男生欺負她,兜兜被惹急了,反過來追男孩,一直把對方攆進了男廁所。沒料到班主任看見了,給她扔下兩個字:“流氓。”兜兜一直在班裡擔任班長,可是小學四年級的時候,班主任突然決定讓班裡的孩子輪流當班長。為什麼撤掉自己?兜兜沒有得到合理的解釋,她只能揣測,這是因為班主任休產假時,自己是班裡唯一一個沒有去看望送禮的孩子。還有一次,40多個孩子自發組織活動,想在聖誕節的時候去賣蘋果。其中一個孩子的家長是學校老師,聽說這個消息,在人來人往的校門口攔住正在值日的兜兜,整整訓斥了她一個小時。聖誕節賣蘋果有什麼錯?自己並不是活動始作俑者,為什麼要承擔這些委屈?兜兜想不明白。

小學升初中時,兜兜超常發揮,考到了全校第七名。初中換了環境,新老師讓兜兜感到舒服,她覺得自己重新受到了公平公正的對待。但她想:之所以能夠得到這些,是不是因為自己的成績?只要自己是全校的第一名,一切和老師之間的不愉快都不會發生。

初中的一個新的問題是,根據兒童心理髮展的規律,青春期時,同伴關係開始變成孩子最重要的關係,但兜兜卻遭遇了同伴關係的危機。因為一心專注學習,不收拾個人衛生,凌晨起床做功課打擾同學休息,兜兜和同學之間的關係迅速惡化。她在班裡還是擔任班長,小學時班長被孩子們視作標杆,到了初中,則可能被視作老師的傀儡。老師讓兜兜管理班級自習秩序,她只覺得在老師和同學的夾縫裡喘不過氣來:不管,達不到老師的期待;管,又會讓大家更不喜歡自己。最嚴重的事情最後還是發生了。有一天,兜兜再次在大庭廣眾之下被長時間地“斥責”和“羞辱”,她最好的朋友還挨了打。這一次,這麼對待她的不再是成年人,而是同學。

“我們對抑鬱的理解存在多個角度,一種觀點是基於生物學和疾病的模型,第二種觀點是基於心理學和對生活事件反應的理解。”美國精神病學專家弗朗西斯·馬克·蒙迪莫(Francis M. Mondimore,MD)和帕特里克·凱利(Patrick Kelly,MD)在權威著作《我的孩子得了抑鬱症:青少年抑鬱家庭指南》裡寫道:“我們的精神世界受到生物學因素和心理學因素的相互影響,這種內在關係很難理解,也很難梳理開來。一者會影響另一者,可能具有復雜的相互作用機制,加工過程和影響作用交織在一起,想要分開恐怕是徒勞罷了。”

針對未成年人的這種特性,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神經心理學教授艾倫·舒爾(Allan Schore)提出過一個概念:孩子無法對情緒進行必要的自我調節,但是良好的情緒狀態又是大腦健康發育的必需,因此成人必須充當一個“外部調節器”(External Regulator),來幫助孩子調整情緒。

被剝奪的力量

當聽到15歲的女兒說自己睡不著覺,清澤(化名)的第一反應是帶她去了一家中醫院。她推測女兒身體不太好,想開些中藥調理調理。中醫院的醫生告訴她,女兒可能是心理問題。清澤想孩子大概有“心結”,便領她去做音樂治療,散散心,疏解疏解。種種嘗試未見效果,在朋友的建議下,清澤終於還是帶著女兒去了一家醫院的兒童精神科。即便如此,當看到診斷書上的“抑鬱症”三個字的時候,清澤和丈夫還是大吃一驚:“怎麼可能?!”她不是不知道抑鬱症,甚至,身邊朋友和熟人裡也有抑鬱症患者,但自己的孩子有抑鬱症,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清澤和丈夫都是知識分子,有地位優渥的工作,社會資源豐富。孩子就讀的學校都經過精心地挑選,初中就去了英國的私校。如果不是因為生病,孩子的成長看起來一帆風順,未來可期。

為什麼越來越多的未成年人感到焦慮和抑鬱?父母們尤其難以理解的一點是,相對於父輩、祖父輩,今天的孩子們物質世界豐富,生活環境平穩安定,沒有遭遇過社會動盪和戰爭,他們為什麼會受困於深刻的痛苦?是因為他們更加脆弱嗎?調查顯示,孩子的心理和精神狀態與物質世界和生活環境的優劣並沒有必然聯繫。美國心理學家瑪德琳·勒文(Madeline Levine)通過研究發現,在家境富足的兒童和青少年中,心理健康有關的問題尤其高發。在富足的矽谷,有80%的高中生報告自己的焦慮程度正處於中度到重度的水平,同時有54%的普通高中生報告自己的抑鬱程度也處於中度到重度的水平。

孩子的焦慮和抑鬱為什麼會成為時代的流行病?美國國家兒童醫療中心成員、臨床神經心理學家威廉·斯蒂克斯魯德(William Stixrud)在《自驅型成長》一書裡提出了一種看法:因為新時代的生活削弱了孩子原本具備的壓力應對機制。

當人類和其他所有哺乳動物感受到壓力時,大腦中的杏仁核會讓大腦進一步關閉負責理性思考的前額皮質,從而讓個體對威脅回以本能反應。這個生理設置是為了應對偶然出現的危機,它能讓遠古的人類在遭遇猛獸的時候,關閉自己的思考,盡力地逃跑、對抗,甚至裝死。人類並沒有得到持續“開啟”壓力反應的能力。慢性壓力會讓杏仁核變得更大,反應更敏感,還會導致前額皮質持續緊張,結果就會讓人變得更容易感受到壓力感和焦慮感。當低齡人群經歷高水平的壓力和疲勞時,會越來越容易感到持續焦慮,於是導致大腦反复受到抑鬱情緒影響。

斯蒂克斯魯德指出,處於長期的慢性壓力之中,恰恰是目前發生在世界各地許多孩子身上的事。製造這種慢性壓力的並不是多麼重大的危機,而是持續的失控感

心理學家們早就發現,控制感是緩解壓力的良藥。回想一個情形:你就要遲到了。當你衝進電梯的時候,一群人擋在你的前面。你無法伸手去按關門鍵,這簡直讓人心急火燎。這些人終於在你之前下了電梯,你趕緊去猛擊關門鍵,感覺好多了。然而事實上,許多電梯的關門鍵都只是擺設,唯一作用就是讓焦躁的乘客感到自己能夠控制電梯。神經科學領域研究已經證明,低水平的控制感會讓人感到極度緊張。每一個曾經焦慮過的人,都有過認為事態已經失控的經歷,任何一個心情沮喪的人也都感受過對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的感覺。只要缺少控制感,人就會有壓力。

在今天,孩子們對自己的生活全方位地感到無力。斯蒂克斯魯德指出,研究顯示,就算孩子在一個領域中沒有控制感,只要他們在另一個領域中能實打實地有控制感,他們就能更好地應對挑戰。如果孩子在家裡很自由,能選擇自己的活動形式以及參與頻率,那他們就能更好地專注於比較嚴苛的校內環境。 “但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問題——孩子在任何地方都缺少控制感:在學校,他們被管得很嚴;而在家裡,也是如此。隨著社交媒體的崛起,孩子在社交上的控制感也愈發缺失。”

以愛之名,成人對孩子的控制可能無孔不入。臨床心理治療師、《對話孩子:我在加拿大做心理諮詢與治療》一書的作者黃蘅玉聽到過很多孩子抱怨:為什麼我媽感到冷,我就應該穿衣服?為什麼我媽覺得熱,我就要脫衣服?她與兒童和家長一起玩遊戲,常常遇到這樣的情況:孩子在思考下一個步驟該怎麼做時,聰明的家長就在一旁出謀劃策,提供線索,抑或直接干預。於是,孩子就不高興了:“我會做,我知道!”有個學生對黃蘅玉談起她的焦慮。自幼年起,她每天起床後就在媽媽的“快點,快點”的催促聲中開始焦慮的一天。她同學的媽媽也是這樣。她不明白,為什麼一天的起始都是這樣的不快樂。人生都是這樣嗎?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兒童精神科醫生、北京大學臨床心理中心辦公室主任林紅常常看到,為了控制孩子,家長給孩子“下套”。她曾經勸說一個孩子在讀初三的媽媽,不要在孩子學習的問題上管得太緊。這麼大的孩子,需要一定的自主空間。但這位媽媽一再強調不是自己不想給,實在是因為孩子管不住自己。後來,她告訴林紅,自己和孩子約定,放手五天,五天之後的考試如果考到了她要求的分數,孩子就可以自己安排學習時間。 “五天當然是不夠的,孩子考試果然沒有考到媽媽的要求。媽媽很得意:'你看,你那一套不管用,還是得聽我的!'”林紅說:“媽媽在用這個辦法證明自己對孩子的管理是正確的。可是,她沒有想到,這會讓孩子感到極為無力和痛苦。看似媽媽給了他自由,但卻是為了證明孩子是錯的,媽媽是對的。可是孩子已經大了,他在內心裡又不樂意對媽媽百依百順,這得有多難受?”

有的時候,孩子順從地接受了父母的管控,當時看起來情況良好,長遠來看其實是“揠苗助長”,埋下了隱患。林紅遇到過不少這樣的情況:“孩子在上小學、初中的時候,父母鉚足了勁輔導功課,孩子的成績看起來很不錯,但其實不是他真正力所能及的高度。等到上了初三、高中,父母不再具備輔導能力,孩子也不再像小的時候那麼願意順從於父母了,成績就自然下滑了。這時,家長無法接受,有些孩子也根本接受不了這個落差,會陷入巨大的無力感和自我懷疑之中。”

把女兒送到英國上私校之前,清澤給她安排了一次50天的遊學。那些天,女兒過得很愉快,於是,去英國上學變成了一件順水推舟的事。回想起來,清澤坦言遊學是“假民主”:“我們已經做了決定,要送她出國。遊學的目的就是讓她接受我們的安排。其實孩子並不清楚,短期遊學和長期留學,面對的挑戰哪可能是一回事呢?”

“如果能夠重來一次⋯⋯”清澤在採訪裡好幾次這樣說,她最後悔的是對女兒安排太多。孩子從小喜歡寫些小詩,丈夫會稍稍潤色,找到渠道在報刊上發表。孩子性格內向安靜,她想讓孩子像自己一樣擅長交際,從小就找機會讓孩子出席各種活動。 “從前看,這都是助她成長,現在看,處處都是在給她壓力。”“我自己是在很寬鬆的環境下長大的。那時候父母沒有什麼資源,大家都按部就班地上學成長,也不存在什麼選擇。”清澤說,“到我們這一代當了父母,手裡握有一些資源,能夠看到一些機會,就希望為孩子安排出一條康莊大道。可這都是'小白兔用胡蘿蔔釣魚',我們眼裡最好的安排往往不是孩子需要的,也不是她能夠承受的。”

不被看到的痛苦

在中國,成人抑鬱症經過近些年的普及,逐漸走進公眾的視野,但孩子可能受情緒問題的困擾,需要專科醫生的診斷、治療和心理干預,對於許多成年人來說都還是盲點。

許多孩子的早期異常表現不會被家長留意,或者被視作成長的必經階段。來找劉華清看病的孩子,很多在三五年前就有了情緒障礙的蛛絲馬跡。一個孩子青春期來看病,追溯起來,第一次出現情緒問題是在十幾年前剛上幼兒園的時候。 “他至今仍記得,當初覺得媽媽太狠心,不要他了,每天送到幼兒園就會傷心流淚,晚上睡不著覺,持續時間長達一個月以上。小學期間他也常感到心情不好,他和父母講這些,父母不以為然,覺得這才多大點孩子,睡一覺就好。”“很多家長都會把孩子的種種行為歸結為意志力薄弱。”劉華清(北京迴龍觀醫院兒童心理科主任醫師劉華清)說,“或者是只看到行為表現,看不到背後的情緒和精神因素,把問題簡單定性為不愛學習或是網癮

林紅接診過一個孩子。家長告訴林紅:“我覺得孩子挺好,她非得要來。”林紅一問,發現孩子連續好幾個月了,晚上躲在房間裡哭,擦眼淚的紙能鋪滿半個房間。孩子已經向家長求救了半年,明確要求去看心理醫生。

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沒有進行專業訓練,沒有很強的意識,識別兒童抑鬱並非易事。青少年仍然還處在探索自己和發現自己感受的階段,他們可能還沒法很好地用語言描述自己的感受,甚至可能還不能很好地感知自己的情緒狀態。術語叫作“述情障礙”,意思是缺乏對自己內在情緒狀態的認知。和自閉症、注意缺陷多動障礙不同,兒童抑鬱也沒有非常明確突出的症狀。有時候,孩子頻頻走神,人們會誤以為他們得的是注意缺陷多動障礙,並不知道他們內心深處正在發愁。有的孩子表現出脾氣暴躁,和同學關係變差。還有很多孩子並未表現出對立、好鬥,顯得內向安靜,不被注意。

黃蘅玉在加拿大地方政府下屬的心理衛生機構和醫院從事心理危機干預、兒童與家庭的心理治療工作近20年。她告訴我,在她的經驗裡,有超過半數的孩子是由學校發現問題,從而進入就診渠道的。另一個疾病的預警渠道來自兒科。一次,一個女孩在醫院手術,兒科專家打電話給黃蘅玉,希望她能和女孩聊聊。引起這位專家懷疑的是一個細節:“她的笑容為什麼那麼奇特?她在隱瞞什麼?她內心有什麼問題嗎?”

和黃蘅玉見面時,女孩文靜有禮,滿臉微笑。可是她的笑容要么出現的時機不對,要么在持續時間上不對頭,僵持太久或一閃而過。這都意味著笑容可能不真實。與女孩深入交談後,黃蘅玉得知,女孩已經好幾次半夜走到廚房,把刀卡在頸動脈處,但是她下不去手,只能逃回自己房間,躲在衣櫥裡哭到天亮。臉上總是掛笑是因為她既不想讓別人知道她的自殺傾向,更不希望被人們認為她是懦弱和悲慘的。她從小到大都是個笑嘻嘻的“好孩子”,是積極樂觀的“學生領袖”。在加拿大,學校和兒科大夫的警惕不是偶然,得益於多年來對兒童精神和情緒問題的重視。政府下屬的心理衛生機構與醫院、學校的聯繫非常緊密,能夠隨時溝通,跟進情況。

“國內的情況是,在學校,老師並不太了解相關的知識。孩子有精神和情緒困擾,產生了一些不良的行為,容易被視作思想道德問題。”林紅說,“與此同時,我們國家的兒科大夫本來就奇缺,具備相關知識的就更少。再進一步的,即便家長、老師和兒科大夫發現了異常,孩子也很難尋找到專業的幫助。中國全國的兒童精神科醫生一共只有大約500人。”

即使已經得到了專業的診斷,治療是否能夠推進仍然疑問重重。和成人不同,兒童是否接受治療和乾預,說了算的是家長。林紅遇到過不少這樣的情況:孩子已經無法繼續正常的校園生活,學校要求家長帶孩子到醫院就診,家長認為,學校這麼做是因為孩子的成績不好,拖後腿。 “家長帶著抵觸情緒,是為了完成學校的任務來醫院的,他們只是想證明我的孩子沒病。和這些家庭溝通起來會非常麻煩,他們拒絕告訴你很多事情,只想要一張孩子一切正常的證明。”

在加拿大,黃蘅玉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男孩曙光來自一個華人家庭,第一次見面時,他還在上小學六年級。他給黃蘅玉的第一印像是:身上邋遢,有一股怪味。學校輔導員告訴黃蘅玉,曙光一心學習,做作業非要反複檢查、反復改,一遍又一遍。老師擔憂他的完美主義傾向會發展成心理問題,但曙光的家長不這麼認為。他們向黃蘅玉訴說了無數個他們自己沒能成功的客觀原因,也說出了無數個兒子未來可以成功的因素。孩子不願意換衣服、不願洗澡,這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小學裡不把基礎打好,將來是不會成功的。”他們一次次取消和黃蘅玉的會面:“現在學習很緊,曙光不能耽擱學習時間來看心理醫生。”黃蘅玉勸他們,加拿大小學生的功課不多,學校老師對學生去見心理醫生是非常支持的,不會在學業上扣分。如果影響了課程,老師可以單獨補課。得到的回復是:“多謝了,曙光不會來了,請把他的病歷收起來吧。”

在加拿大,法律規定,只要不危及生命安全,16周歲以下的孩子由監護人決定是否接受心理治療。黃蘅玉再見曙光時,他已是十二年級(相當於國內的高三)的學生了。這一次,又是學校的要求。曙光向一位老師索要一份私人講課稿複印。老師說明這講稿內還有其他資料,不能藉,並告訴曙光哪本書的哪個章節可以查到這些資料。但就當老師準備離開教室時,曙光一把搶過了老師的公文包。學校將曙光停課兩天,轉介到心理治療中心。黃蘅玉注意到,曙光的情況已經明顯惡化。他所有的課餘時間全用於看書做作業。儘管他知道那些書本自己已經看過好幾遍了,題目也全都做了,但他仍然焦慮不已,反復一遍又一遍地看書。一旦考試成績不能達到95分的目標,他就怨天怨地,煩躁不安。

在治療中心,曙光媽媽抱怨學校盯著自己的孩子不放。她大聲嚷著:“我家曙光有上學的權利,他們怎能罰曙光停課兩天?明天還有數學測驗,曙光去不了,那成績怎麼算?”爸爸馬上接上話茬:“請你千萬要跟老師說,不可以算零分,這樣會影響上大學,影響曙光的成功的。”長得比父母還要高大的曙光畏縮在沙發的一角,靠在媽媽身後,沒有言語。當然,這一次治療的機會也告吹了。

林紅常常遭遇一種觀念。很多家長認為,孩子的問題“休息一陣就好了”,如果孩子一上學就發病,那就停學一陣,於是許多孩子就在上學和停學之間來回折騰。但抑鬱症並不會自行消退。一個看起來被學業困擾的孩子,往往也不會單純因為終止學業就獲得康復。既然孩子生病了,就得治病。生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治療也需要採取多種手段。

北醫六院的診室裡,林紅經常告訴愁眉不展的家長,孩子患病雖然令人難過,但至少發現得早,只要及早治療干預,就是一個轉機。

“等到孩子成年,他們要找工作、談戀愛、結婚生子,如果沒有及早得到治療和乾預,精神和情緒上的問題又會影響到這些人生的新課題,反過來也可能使他們的精神問題變得更嚴重。中國兒童青少年面臨的挑戰雖有一些國情特色,但大多數問題也是世界範圍內兒童青少年普遍存在的問題。

WHO在2014年的《世界青少年健康報告》中指出:2012年全球有大約130萬青少年死亡,15〜19歲為高風險階段;自殺是全球青少年死亡的第三大原因;抑鬱症是殘疾的最重要原因。該報告還指出,一半的成年人精神心理疾患開始於14歲,然而大多數問題沒有得到識別診治,對一生精神健康產生重要影響。

在兒童青少年階段進行診治,比成人階段更為有效。這意味著,很多成人精神心理問題起始於兒童青少年階段,如能早期發現早期干預,將獲得較好效果。但實際情況是,社會、學校、家長常常忽視或不懂得識別,病人往往發展為慢性,難於診治。 ”加拿大也有類似的統計:五個加拿大人中就有一個人在人生某個階段患有心理疾病,其中70%的人在兒童和青少年期發病。

那一次見面的幾個月後,黃蘅玉終於接到曙光親自打來的電話。他長大了,約見黃蘅玉不再需要父母的許可。已經是晚春時節,曙光還是裹著那件油光發亮的羽絨服,頭髮很長很亂,好像很久沒有洗過,全身一股濃濃的怪味。他從口袋裡掏出幾封信遞給黃蘅玉,其中包括兩封加拿大著名大學發來的提前錄取通知。他告訴黃蘅玉,這一兩年來,他醒著時幾乎沒有一分鐘是輕鬆的。 “我成功了,對嗎?”他問。 “我沒有力氣再讀書了。我已經垮掉了,”他說,“我想我該死了。”

“醫治”家庭

抑鬱症必須要作為醫學上的“病症”來對待,僅僅使用心理治療通常沒有辦法讓患者好轉,藥物往往是必需的。但是,抑鬱症患者常常伴隨著挫敗消沉,需要支持、鼓勵、教育和指引。弗朗西斯·馬克·蒙迪莫和帕特里克·凱利指出,在美國,抗抑鬱藥物一度被視作解決青少年所有情緒低落問題的萬靈藥,但2005年左右,人們發現這些藥物並沒有有效降低青少年抑鬱患者的自殺率,因為那些引發抑鬱或者因抑鬱導致的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幾乎全然被忽視了。

針對抑鬱症,藥物治療往往是必須的。同時,能否在孩子的生活中建立一個支持性的環境是治療的關鍵

能否在孩子的生活中建立一個支持性的環境是治療的關鍵。 “抑鬱的典型主觀體驗就是'三無'——無望、無助、無價值感。當孩子感受到整個世界的排斥和孤立,對自己發展和維持社交關係的能力缺乏信心,就會傾向於採取迴避社交的行為,這導致他們在遇到困難時,得不到或者不願意尋求支持和幫助,難以很快從失敗的陰影中走出來。”劉華清說,“在過去,人們生活在一個大家庭裡面,鄰里之間關係密切,一個孩子心裡有了不痛快,能夠找到很多可以傾訴的對象,但現在城市裡都是小家庭的模式,鄰里也很少往來。再加上人口流動性大,有些孩子從小到大不斷地在搬家,也沒有辦法建立家庭以外的穩固關係,他們能夠依賴的人就更少了。一旦在這個小家庭裡,父母不能夠起到很好的支持性作用,孩子的處境就會很艱難。”

家長的負面情緒是一種極常見的情況。 “看門診,有些家長一進門,說起孩子的病情,語速極快,面目痛苦,焦慮情緒撲面而來。我作為一個成年人,一個精神科醫生,一天的門診如果遇上幾個這樣的家長,內心也會被帶動得焦躁起來,可想而知孩子日常的心情。我只能和這些家長說:'我年紀大了,你說得太快我聽不清,你能不能語速放慢一點,聲音降下來,慢慢講?'”

在初中最艱難的時刻,當自殺的念頭在腦海中盤旋的時候,兜兜考慮過自己一個人去醫院看病,但“一沒錢,二沒時間,三沒資源”。學校每週只放一天假,而醫院遠在省城。但無論如何,她不想開口向父母求助。兜兜不認為父母是導致她抑鬱的原因。她說,從做人、做事很多方面講,他們把自己教育得很好,但她覺得他們無法在抑鬱問題上提供正面的支持。初中,她的抑鬱症遭遇了父親的甲亢,兩個人之間能夠因為任何雞毛蒜皮的事情吵到天翻地覆。最嚴重的一次,兜兜要和同學一起坐車返校。因為精神狀態的緣故,她還沒有完成作業,又固執地堅持寫完再走。一陣大吵之後,她把自己關進房間裡自殘,父親在門外舉著斧頭,咆哮著說要殺掉她。

孩子們還會被迫捲入成年人的關係之中。焱焱的父親是不善交流的科學家,他記得,從小,無論是因為父親經常不著家,母親在家裡怨天怨地,還是兩個人因為瑣碎的生活爭吵,他就是那個唯一的聽眾。他至今仍感到困惑:他們看上去那麼不幸福,為什麼不離婚?林紅遇到的最極端的情況是,一個孩子的父母兩個人走到了離婚的邊緣,母親內心裡不願接受。在一次爭吵中,丈夫推了妻子一把,妻子的腰撞傷了。 “媽媽說:'你跟我離婚可以,你得養活我後半輩子,我的腰壞了。'這本來是夫妻之間的糾紛,但這位母親要求兒子在離婚官司中給自己作證明,證明父親的過錯。結果是,兒子的眼睛看不見了。孩子不作證也不行,作證也難受。於是他的病態情緒軀體化了。只有看不見,他才不用忍受這樣的痛苦。”

另一種情況是情感的疏離和淡漠。林紅接診過一個孩子,無法面對任何事情,極度無力,從初中開始就只能斷斷續續上學。林紅詢問家裡的情況,家長都說挺好的,不存在家庭衝突。從醫的經驗多了,林紅知道,不能只聽家長的話。她仔細問孩子每天家裡面都會發生什麼。原來,父母兩個人的社會交往都很少,彼此之間甚至也是弱連接狀態。每天一家三口回到家裡,各自乾各自的事情。 “這三個人互相之間以及每兩個人之間都沒有交集,然後這個家跟這個社會也沒有交集。孩子就好像一棵小樹,如果根系非常單薄,自然難以茁壯成長。他不知道他有了問題可以求助別人,也不覺得別人可以幫助他。”

兒童精神科醫生和心理諮詢師們表面上在救治一個孩子,其實需要推動一整個家庭。早些年,林紅收治過一個上小學的女孩。女孩的父母離婚了,和母親一起生活。女孩乖巧得體,林紅非常喜歡她,一心想把她治好,投入了很多心血。可是最後,女孩的媽媽不帶她來看病了,理由是“太貴”。失去這個病人,讓林紅心裡悵然疑惑了很久。接受督導後她明白了,問題並不在費用上。這個母親本身非常不幸。她出生在軍人家庭,母親去世得早,父親要求嚴格。本來她想通過結婚來逃離自己的原生家庭,可是沒想到生下孩子不久婚姻就破裂了。女兒看病以後,和林紅的關係越來越親,她覺得自己這個母親的地位被取代了,她受不了這樣的局面。

這個經歷讓林紅開始學習家庭治療。發現一個患病孩子的家庭存在問題的時候,她從不會說是誰的錯。 “家庭是一個系統,各個角色彼此互動,還有代際傳承等因素,單純指責其中的某一個人是不客觀的,也沒有意義,只能讓家庭內部的矛盾激化,成員之間彼此指責。 ”林紅會勸說父母們:“不單純是這個孩子病了,是咱們整個家庭,包括學校、社會整個大的系統都出現了一些問題。我願意和你們一起努力去改變。改變的過程雖然是很痛苦的,但是特別值得。你們的孩子可以受益,你們自己會受益,你們的所作所為也會幫助你們的孩子在未來更好地對待他們的孩子,你們的後代都會受益。”

女兒患病以後,清澤在劉華清的建議下接受了針對家長的團體治療。她發現,自己終於開始能夠看清女兒,理解她是一個獨特的個體,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今年過年的時候,一大家人在一起吃餃子。吃到一半,女兒突然撂下筷子刷手機,還“命令”她去給自己倒杯水。換在過去,她覺得這是孩子不守規矩,不懂禮貌,需要敲打敲打。可是現在,清澤知道,這些舉動的背後其實是女兒的善意。家裡的老人討彩頭,在三個餃子裡包了硬幣。先生吃到了一個,女兒又吃到了一個。和女兒年紀相仿的小表姐顯得有點著急了。孩子玩手機,又把媽媽支開倒水,其實是想讓表姐有更大的概率吃到最後的一個硬幣。清澤想起多年前女兒上幼兒園的時候,她給女兒洗手,可孩子緊緊攥著一隻拳頭。被媽媽批評以後,孩子不情願地張開手,掌心有一個傷口,是一個要好的小伙伴不小心傷到的。當時清澤不明白,現在她知道,孩子攥緊的拳頭里握著的,是一顆不願意讓小伙伴受批評的心。

清澤回想起自己的母親,母親沒有能力給她安排什麼資源,但卻是一個不強勢、非常包容的媽媽。上中學時候,她收到男生寫來的情書都能傲嬌地和母親抱怨:“那誰才考第幾名,還有資格給我傳小紙條?”有一次清澤和同學決定完成一個攝影小說,要扮演成年人。那時候,家裡沒有什麼好看的衣服,也沒有高跟鞋。媽媽就去找她年輕的同事借。 “我說什麼她都會支持。女兒做的這些都讓她很滿意,令她讚賞。”清澤學著這樣對待女兒。儘管還有同伴關係等各種問題在困擾著孩子,令她的病情起起伏伏,但至少,女兒和她親近了。她有可能被女兒視作支柱。孩子開始和她傾訴一些想法。前兩年,清澤過生日,女兒用打工賺來的錢給媽媽準備了禮物。這是清澤以前從未有過的待遇。

出不去的困境

但並不是所有成年人都願意並有能力做出改變。林紅有一個病人,初中時就在接受治療,現在已經30歲了。不久前,他又來找林紅訴說自己的痛苦:“我已經30歲了,我媽還把我當一個孩子,什麼都得她說了算,我的事她都得做主,我受不了這樣。”有一回,一個媽媽請教林紅,說孩子上初三了,看上去很懈怠,怎麼辦?林紅告訴她,自己有過同樣的經歷。有一天林紅回到家,看見上初中的兒子在床上躺著。 “我的第一反應不是他為什麼沒有學習,而是他平常並不是這樣的,一定是發生了什麼。我好奇地問他發生了什麼,他說作業太多,而且還要上課外班,感覺完成不了作業。我看著兒子的眼睛,一字一句地告訴他:'兒子,學校作業不重要,課外班也不重要,兒子,你重要。'然後我問兒子,我能為他做點什麼。徵得兒子同意,我給他按摩。按了一陣,孩子一骨碌爬起來自己就去寫作業了。”

不久這個媽媽又來找林紅,抱怨說,她也學著給孩子按摩了,可按完了孩子也沒去學習。林紅問她:“按摩的時候你心裡在想什麼呢?”家長回答:“我一邊按一邊在心裡念:‘學習,學習,趕快學習去!’”

做了近20年的兒童心理治療工作,黃蘅玉有一個深刻的體會:以前,她也會教成年人一些和孩子相處的技巧,可是後來她發現這並不管用。這些年,她常回國教授針對大學生的自殺危機干預課程。每次會場裡都擠得滿滿噹噹。即使下了課,與會者還有無數的問題要向她提出來。

“這些來聽課的人很多是大學的輔導員、團委老師、負責相關工作的校長。他們真心為孩子們的狀況著急。可是他們只在考慮一個問題:用什麼辦法能夠讓孩子不走上自殺的道路,回歸正常的學習和生活?”有一回,黃蘅玉與家長談網絡成癮問題。講座一開始,她問起玩遊戲是否也有利與弊,一位華裔父親噌地站起來,幾乎把椅子踢倒。他用手使勁重拍桌子,狠狠吐出幾個字:“有百害而無一利!”嚇得周圍的家長個個驚呆。 “這樣的家長能與孩子良好溝通嗎?我遇到過的所有的沉迷於遊戲的青少年都有著痛苦的經歷。沒有一個人有著快樂的家庭,有著喜愛的學校生活,有著良好的社會關係。他們不幸福。”

說到底,當這些孩子患上精神和情緒疾病的時候,成年人往往只是想糾正他們的行為,而不是真的想要去了解孩子們面對的困境和痛苦,幫助他們從中走出來,”黃蘅玉說,“如果在內心裡做不到這一點,一切技巧都是徒勞的。”

我聯繫到焱焱和兜兜的時候,他們都處在“出逃”之中。焱焱已經決定從大學退學。進入大學以後,他根本沒有實現過正常的學習生活。他決定換一種活法。一家抑鬱互助康復社區同意接受他去工作,支付給他一筆工資。他想用這個機會重新梳理自己,同時學習一些心理學知識。他不想回家。疫情期間,他在家待了一段時間。有一次,他想和父母談談心,正說起自己當下的種種鬱結,父親受不了,大聲質問他:“我沒有給過你壓力。我什麼時候給過你壓力?”前不久,母親參加一個抑鬱症講座,在提問環節問了一個問題:“我的兒子要從大學退學,怎麼辦?”這個問題讓焱焱很傷心。他意識到,溝通了多次,母親還是想把他“矯正”過來,讓他回學校上學。

我給兜兜打電話的時候,她剛剛獨自一人到北醫六院看病。過去幾年,她曾經在這裡住過幾次院。一周以前她在學校住校,感到自己的狀態很不好,一星期裡情緒崩潰了兩次,把老師們嚇得不輕。兜兜想從學校的環境裡出來,讓自己喘口氣。能去哪兒呢?家肯定不是一個選擇。

這次出門,兜兜是先斬後奏。她給父母發了留言,說明自己外出放鬆幾天,不知道出去多久。她和父母約法三章:別問去哪兒了;別拿消息“轟炸”,不然就拉黑;不“轟炸”的話,她會時不時給他們發個消息。果然,這些天,父母都安靜得很。

許多家庭在孩子生病以後,家裡的權力調了個個兒,從前家長一切說了算,變成了孩子佔了上風。有一次,兜兜在一個抑鬱症互助群裡看到一個媽媽說,現在她要把孩子當客戶對待。兜兜勸她,不要當客戶,要當朋友,當同事。自從初三那年被診斷抑鬱以後,家裡再也沒人和兜兜吵架了。 “每個人都小心翼翼地假裝心平氣和,維持著一種客氣但其實並不真正親近的關係。”這一點也不能讓兜兜感到舒服。不久前,兜兜給父母打了個電話,她說她在學校狀態很差,高三最後的幾個月,她想不再去學校,自學課程參加高考。在電話那頭,傳來了熟悉的說服教育的口吻。兜兜坐在路邊,摘下耳機,等待父親完成他的長篇大論。然後她也裝作心平氣和地應和幾句,掛了電話。她一方面覺得失望,不想再爭執;一方面也不願痛陳描摹自己內心的慘痛。她覺得父母也挺難的,不想讓他們再擔心。

兜兜想,自己的病,大概讓父母感到恥辱。在高中里,從班主任、年級主任到校長,每個人都清楚兜兜的情況,可每次因病請假,母親都堅持讓她拿上一張闌尾炎的病假條。有時候,兜兜覺得,也可能父母根本不願意相信她的問題在於一種疾病。她想讓父母和自己一起參加一家機構在青島舉辦的抑鬱症親子營,母親說:“有那兩千塊錢,不如給你,讓你去青島玩一趟。”

兜兜說,如果不花錢,她願意一輩子都住在北醫六院的兒童病房。在家和學校之外,那是她唯一能去的地方,也是能讓她感到舒服的地方。這次來北京,醫生和兜兜說,她目前的情況應該住院治療,但醫生也沒有多說,因為在這以前,這樣的醫囑好幾次被兜兜的父母拒絕。 “他們其實已經不信任醫院了。”看完醫生的這天下午,兜兜結束了自己的“出逃”,怀揣新開的藥,坐上了回家的列車。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40期,感謝抑鬱互助康復社區“渡過”為採訪提供的協助。實習生孫一丹、楊雯、田鐘靈對本文亦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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