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管清友:美聯儲政策的外溢效應真不應該被高估
第一財經 2020-04-11 09:12:50


“此次疫情之後,世界將會變得不一樣。”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日前在其發表的專欄文章中表示,“新冠病毒對人類健康的攻擊是暫時的,但它所引發的政治和經濟動盪可能會持續幾代人。”

基辛格的判斷,代表了一種廣泛的擔憂。毫無疑問,各個國家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而採取的隔離、封城等舉措,是盡快控制傳染性疾病的有效手段。與此同時,這些舉措不可避免地在供需兩端限制了經濟活動,並將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產生長期深遠影響。

隨著這種影響不斷露出端倪,人們禁不住要問:建立在全球化基礎上的產業鏈將受到哪些影響?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將發生怎樣的變化?這些變化又意味著什麼?

我們正在從全球化走向半球化,這個問題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雖然很多人都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我也不希望,但必須承認,很多趨勢是我們所無法左右的。”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首席經濟學家管清友給出了他針對上述問題的一些看法。

第一財經:就像基辛格所說的那樣,疫情之後世界將會變得不一樣,該如何看待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帶給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影響?

管清友:新冠肺炎疫情肯定會改變整個世界的政治格局和經濟格局,而且這個改變正在發生,我們正處在這種轉變的過程當中,現在還無法完全看清楚。但有些事情是很清楚的,比如我們將面對全球產業鏈重構、整個貿易體系重構、世界金融體系重構等等。世界主要的經濟體,特別是非常有活力的經濟體,已經進入停擺狀態。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還會逐漸顯現,而且這種衝擊現在光算賬是算不清楚的,這是系統性的反應,不是線性的反應。

第一財經:就金融市場而言,美聯儲采取了避免出現流動性危機的緊急救助,這些舉措會不可避免地影響新興市場國家。這是不是也是世界金融體系重構的題中應有之義?

管清友:我始終認為,關於美聯儲政策的外溢效應,還真不應該被高估。美聯儲注入的流動性,與整個世界對於美元以及美元資產的需求比起來,相當於一滴水和大海相比,完全是小巫見大巫。很多人認為的美聯儲注入過多流動性從而導緻美元貶值,相當於全球各國幫助美元分攤成本,其實這個邏輯是不成立的由於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由於美國的國際經濟和政治地位,大家對美元和美元資產的需求還是大的,美國往金融市場注入的流動性,還構不成多麼強大的負外部效應。其他國家,不具備美國的條件,肯定是學不了的。美國現在的利率很低,所以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債券利差擴大,相對來說,反而提升了其他國家的資產吸引力。

美聯儲濫髮美金,給國民派發“惠而不費”的疫時福利,無論如何都是“慷他國之慨”。我知道管先生的認識是“美元作為世界貨幣,還沒有完全的實現給整個世界的商品標價,在美聯儲發行額沒有超出地球總體商品價格之前,所有的增發都不算濫發”。但那是在全球化假設前提下的,現在都半球化了啊~?

第一財經:現在大家都在討論“逆全球化”的問題,托馬斯·弗里德曼所說的“世界是平的”還成立嗎?

管清友:疫情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影響,我稱之為“半球化”。確實可能出現一種半球化狀態,並且我們正在從全球化走向半球化。特朗普政府自從上台之後,一直希望美國更加獨立自主,並且一直在努力拉攏歐洲盟友,雖然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在這種大背景下,就容易形成一個所謂的平行市場。所以我覺得,可能會出現一種新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第一財經:從全球化到半球化的演變過程是怎麼樣的?

管清友:上世紀90年代之前,美國和蘇聯的冷戰,實際上是兩個平行世界、兩種貿易體系。上世紀90年代之後,新一輪全球化逐漸形成。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之後加快改革開放,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世界工廠,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從蘇聯解體一直到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這段時間是全球化逐漸形成、深化的階段,算是全世界共享繁榮的時代。

2016年後,半球化可能也是兩個平行世界,平行世界經濟體之間的聯繫還是有的,但是一種弱聯繫;而在平行世界經濟體內部,則是一種強聯繫。也就是說,平行世界經濟體內部的貿易可能會更加頻繁。

第一財經:這種變化意味著什麼?

管清友:從全球化到半球化的過程中,震盪會非常劇烈。畢竟,在之前的全球化形成、深化的過程中,原來很多國家都受益於此,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全世界共享繁榮”。但現在,彷彿一夜之間,貿易、航運、供應鍊等都在發生變化,大家都需要找到自己新的位置,以及在這個基礎上的新的發展方向。形像一點說,這種震盪相當於來了一次地震,或者板塊的移動——比如這個板塊現在挪到那個板塊的地方去了,原先在這個位置的板塊,可能又挪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在板塊不停移動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發生板塊的觸碰或者撞擊,有時候甚至會非常劇烈。所以我的判斷是,從全球化到半球化的過程中,政治、經濟的事件可能會頻繁出現。

第一財經:那麼從全球化到半球化的過程會持續多少時間?

管清友:現在我們正處在一個大時代的拐點上,疫情可能會加速從全球化到半球化的這種趨勢。雖然很多人都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我也不希望,但必須承認,很多趨勢是我們所無法左右的,這是多種因素、多種力量共同作用形成的一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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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全球經濟重歸“大蕭條”的擔憂其實是一種誤導
全球化智庫 2020-04-11 15:21:42

專家簡介
沈建光:全球化智庫(CCG)特邀高級研究員、京東數字科技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前瑞穗證劵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近期,市場有不少悲觀預期,認為世界正面臨著類似1930年代全球經濟蕭條的情形。在京東數字科技研究院27日晚間舉辦的“疫情衝擊下的全球經濟與市場展望”在線論壇中,京東數字科技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認為,雖然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內必將給實體經濟帶來嚴重衝擊,甚至造成一段時間的經濟衰退,但重歸“大蕭條”的擔憂其實是一種誤導。

沈建光指出,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範圍內爆發,速度和影響範圍之廣前所未有,全球金融市場動盪劇烈。但由於本次沖擊癥結不在於金融系統,而是疫情。與大蕭條期間相比,當前全球經濟在貨幣制度環境、宏觀政策理念、全球貿易情況、銀行體系健康程度以及社會保障體係等方面都迥然有別。

一是貨幣制度不同。大蕭條期間的金本位制限制了貨幣政策放鬆。美國等多國仍實行金本位,寬鬆貨幣面臨硬約束,1930-1933年美國陷入嚴重通縮。 1933年4月,作為羅斯福新政的一部分,美國晚於英國兩年宣布禁止黃金出口,放棄金本位。當前美聯儲資產負債規模僅佔GDP的20%,貨幣操作空間充足,因而很快擴大QE規模,甚至無限量購買債券。

二是財政作用不同。大蕭條期間刺激政策嚴重滯後,由於缺乏有效的政策刺激,美國經濟在大蕭條期間持續惡化。而本次美國反應迅速,國會近日推出2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方案。

三是貿易環境不同。大蕭條期間,全球貿易體系坍塌。伴隨著嚴重的貿易戰,1929-1933年,全球貿易下跌60%而當前的全球貿易摩擦小於大蕭條時期,未出現全球貿易戰,中美經貿關係也暫時緩和。

四是金融監管體係與金融安全網健全性不同。從1929年到1933年,由於實施緊縮政策以及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尚未建立,美國有超過1.1萬家銀行破產,占美國銀行總數的40%。而如今,美國銀行體系穩健,流動性充裕。

五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備性不同。大蕭條期間,美國尚未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沒有公共失業保險和社會安全法案,救濟窮人的責任主要依靠家庭、私人慈善機構和地方政府,國家幾乎沒有承擔任何危機時刻的救助責任。反觀當前,美國社會保障體系、失業救助體系已經有序運轉多年,可以在危機時刻為失業者和弱勢群體提供基本的兜底救助。

綜上來看,沈建光認為,更充足的政策空間、更迅速有力的貨幣、財政刺激,更溫和的全球貿易環境,更完備的監管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都為當前避免疫情向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蔓延提供了有利條件。

文章選自中國金融信息網,2020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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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潮到東風》:八問林毅夫

林毅夫(Justin Yifu Lin)是中國最知名的經濟學家之一,他曾在2008至2012年擔任世界銀行(World Bank)首席經濟學家,也是首位出任該職的發展中國家人士。正是在他的倡導下,世界銀行借鑒了中國過去三十年成功實施的產業政策。

現在,60歲的林毅夫回到了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在他的新書《從西潮到東風:我在世行四年對世界重大經濟問題的思考和見解》(Against the Consensus: Reflections on the Great Recession)中,林毅夫提出了一系列重塑世界經濟的想法,比如製定一項全球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建立一種新的國際貨幣等。

在一個飄雨的周日下午,林毅夫在北京與《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編輯Bob Davis暢聊了他的想法。以下是經過編輯的訪談節選:

在書中,您說因為全球金融危機而指責中國是不適當的。您是怎麼看的?貿易失衡——中國的貿易順差和美國的貿易逆差是一個問題。但是外界一味施壓中國,要求通過人民幣升值來緩解這種貿易失衡狀況,而不是嘗試去理解失衡的真正根源

就美國而言,它享有儲備貨幣國家的地位,因此能夠在很長時間內維持龐大的貿易赤字。其次,美國的金融監管開始放鬆,槓桿率也開始變高。這製造了巨量的流動性,鼓勵了各種類型的投機活動和國內的過度消費。而且金融家們利用利差進行投資,導致大量資本流出美國,流入非儲備貨幣國家

您自從回到中國之後,一直反對放開資本帳戶。您認為這會有哪些弊端?

支持外資直接投資實體經濟,但對投資組合流入感到擔憂在大規模投資組合流入之後往往會出現大規模資金流出,甚至危機這是因為大規模資金流入通常會引發住房和股票市場泡沫以及貨幣的急劇升值,這會損害出口和實體經濟。

對於允許企業和金融機構在海外舉債的問題,也應該採取謹慎態度。在經濟低迷時期,各國可能無法實現足夠的出口來按時償還債務。這就是韓國在東亞金融危機(1997-1998年)期間遭受重創的原因。

如果允許中國普通民眾在海外投資,以實現投資組合的多樣化,您認為如何?

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資本在中國應該比在高收入國家有更高的回報。中國需要為普通民眾提供更多機會,使他們的儲蓄在國內獲得更高回報。

中國的金融業過於集中於大型銀行。存款利率受到壓制。中國可以促進金融業的分散化,從而提高儲蓄和投資的回報。

我們應該將注意力放在如何使普通民眾在國內獲得高回報的投資機會。即便是高收入國家的普通民眾,通常也不會在海外進行投資。

您在書中提出了一項全球基礎設施計劃。您的意思是全球其他國家應像中國一樣,嚴重依賴基礎設施建設來推動經濟增長?

我不是這個意思。但任何國家都能給別的國家提供有益經驗。

在眾多國家需要解決根本改革的情況下,為什麼基礎設施支出如此重要?

如果不進行結構改革,可能就無法重新實現高增長率。但結構改革通常會引起經濟萎縮,而且在失業率高企時,實施結構改革還會面臨重大政治阻力。

我們可以更富創造性。何不真槍實彈地投資一些短期內能創造需求、增加就業、促進經濟增長以及為結構改革創造空間的行業?這也能推動今後的經濟增長

但您進一步指出,富裕國家應投資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

高收入國家改善國內基礎設施的空間可能已經很小了,比如日本,現在每個縣都有機場。然而在發展中國家,不光是中國,存在很多機會。拉美國家、南亞國家、非洲國家,幾乎隨處可見資金瓶頸。在這些地方投資不僅能產生高回報,還能引發對高收入國家資本品出口的需求。

在美國國內,要獲得美國國會對基礎設施支出的支持已經非常難了,從政治角度來說,期待美國投資海外基礎設施項目會不會不太現實?

我們需要前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那樣知道如何推銷觀點的人,否則美國無法解決擺在面前的問題。美國可以通過印鈔來支付社會福利,也可以累積債務,或者進行投資,從而推動經濟增長。

您還提議創建一個新的國際貨幣,並稱其為“紙黃金”(paper gold),各國貨幣將與這一新貨幣掛鉤,如同這些貨幣過去與黃金掛鉤一樣,為什麼會有這種主張?

到2030年,全球將出現多種儲備貨幣。美元、歐元和人民幣有可能成為主要儲備貨幣。屆時,美國、歐元區和中國這三個經濟體的規模將相差無幾。

許多人認為一個具有競爭性的儲備貨幣體系能夠維持穩定,因為競爭能夠使各國保持自律。而一旦一國有違規行為,將會導致資金外流,該國也可能因此失去儲備貨幣國的地位。

我對這種儲備貨幣系統能否維持穩定表示懷疑。我不認為所有大國都能夠實施全部必要的結構性改革。這樣一來,投機者就會有很多空子可以,他們會說某個國家存在結構性問題、在該國投資不安全,並認為人們會把資金從一國轉移至另一國,就和搶椅子遊戲的道理一樣。

因此,我們需要一個超國家貨幣。紙黃金就可以作為一種超國家貨幣。各國可以將其作為儲備貨幣,用以發行自己本國貨幣。紙黃金可以避免一國貨幣作為全球儲備貨幣時國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固有衝突。

可以根據某些原則每年增加紙黃金的發行量,從而避免黃金作為儲備貨幣所帶來的固有的通貨緊縮趨勢。如果試圖維持多種儲備貨幣的局面,那每個國家都會受到衝擊。

來源: 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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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回顧世行四年:發達國家沒有“真經
光明網 04-11 18:16

“在世行,我相當於重新讀了一個大學,因為四年的時間,讓我有機會'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在世行、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當中,也更加強了我的一個信念:在發達國家根本不存在一本所謂的'真經'。”

再次當選全國政協委員的林毅夫,2012年6月卸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職位,回到北京大學執教。今次兩會期間,他在回答中新社記者提問時,回顧四年世行歷程表示,“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國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他表示,在世行四年時間,自己收穫非常大。從世行回來,自己進入一個著作高產期,先後出版了《新結構經濟學》、《繁榮的求索》、《從西潮到東風》等書籍,“這都是我在世行四年,對世界重大經濟問題的思考和建議”。

林毅夫介紹說,自己在這幾本書的前言裡面談到,“作為知識分子,我確實是把國家的民族復興、中華民族的複興當作自己的職​​責。因為,自己在年輕的時候讀書,總是看到自己國家衰落。”

“我在台灣長大,實際上也就是由於國家衰落所造成民族不幸的一個受害者。照理說從我內心裡面,我從台灣回到大陸來工作,這種心情應該就像一個住在夏威夷的美國人回美國工作是一樣的。但是由於歷史的悲劇,我必須採取特殊的方式,那導致的結果就是現在還不能回家。”林毅夫語調低沉。

林毅夫說,自己作為知識分子,一直在探索中國如何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也一度認為“西方有一本真經”,這本“真經”幫助西方實現了它們的現代化,讓它們富強。 “我應該去把那本‘真經’學會,按照這本‘真經’給國家的改革、發展和社會進步建言獻策。”

林毅夫表示,自己在世行工作時,看到很多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責任感,跟中國知識分子是一樣的,都希望自己的國家、民族富強。他們看到西方發達國家的強盛,總覺得西方有一套“真經”,學會了就可以推動國家的發展。

“然而,在美國、在世行、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當中,更加深了我這個信念,實際上在發達國家根本不存在一本所謂的'真經'”林毅夫指出,西方經濟學有理論,然而理論是不斷在更換的,“不斷在變就不能叫做'經'嘛,'經'是說幾百年、幾千年都不變的”。

“如果在發達國家,都沒有辦法做到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你怎麼能夠做到說'放之四海而皆準'呢?”林毅夫說,發達國家的理論,有參考價值,但絕對不能作為中國行為的準則,所謂解放思想就是不受到任何理論的束縛,然後實事求是地來看待中國的發展。

“人家老笑我是‘樂觀派’,我說我是‘客觀派’。”在林毅夫看來,“悲觀派”只看到問題,“樂觀派”只看到機會。 “在我的談話中,永遠是把機會跟問題同時談的;而且一定同時講機會如何去掌握,問題的根源是什麼、怎麼去克服。”(中新社記者 張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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