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行與龍騰 日中消與長
石齊平 2022年7月14日
日本前首相安倍之死，讓我想起了「雁行與龍騰」。安倍是日本戰後任期最長的首相。但在他之前，如從1991年算起到2006年為止的15年，日本一共經歷12任首相，幾乎一年一換。為何都做不久，主要是經濟撐不下去，就算任期最久的安倍祭出了經濟三箭及地球儀外交，也起不了什麼作用。日本經濟自1991年大泡沫破了之後，就進入失落的10年、20年，到現在為止的30年，一無起色。
年紀稍長的人大約對二戰後到1991年為止的日本經濟還留有深刻印象。當時日本百業興隆，家電、鋼鐵、造船、汽車均執世界牛耳，大商社遍布全球。哈佛教授傅高義1979年出版《日本第一》，一時洛陽紙貴，研究日本成了顯學；人均GDP在1991年前後約有10年，日本超過美國。當時日本提出「雁行理論」，自詡為雁頭，亞洲四小龍及四小虎均尾隨著雁頭飛。
但1991年卻是個大拐點，大泡沫破了之後，日本經濟運勢即一路下行；2010年GDP被中國超越，又12年之後的現在，日本GDP竟落後到只有中國1/3的水平。「為什麼日本不再第一？」相信這是所有日本人包括歷任日本首相都想要解答的問題。
日本現代化的起點，是距今約150年前（1868）的明治維新，當時日本前賢如福澤諭吉對時局的判斷是正確的：之前的「老師」中國積弱已深，所以決定「脫亞入歐」以西方為師，維新打下了日本工業化的基礎，短短2、30年搖身一變成了強國，先後大敗中國與沙俄，並從《馬關條約》中獲得來自中國的巨額賠償，加上戰爭掠奪，總額達3.5億兩白銀，相當於日本當時全球財政收入的6.4倍，也是清政府財政年度收入的4.4倍。
日本用此不義之財與進一步的軍事化、工業化及大力推展教育與基建。二戰之後，又託美國人之福發了韓戰及越戰兩筆戰爭財。所以總的來看，日本後來之所以成為雁頭或所謂的日本第一，日本本身的努力及民族性固然重要，日本從甲午戰爭及八國聯軍（1900）得自中國的巨額賠償更是關鍵，但所有這些戰爭紅利在過去一百年中早已享用完畢。
而就在此時，中國終於從1840年後也是大約一百年的歷史低潮中開始重新崛起並邁向復興，擺脫了西方列強壓在中國身上的各種束縛後，中國得以釋放本身的巨大能量，正在朝1840年之前中國從來就是世界第一的歷史主旋律回歸，中國終於從潛龍勿用到見龍在田並邁向飛龍在天了，對全球特別是亞太地區而言，這種「龍騰效應」必能普惠各國，一榮俱榮。
從「雁行」到「龍騰」，折射的不僅是中日兩國運勢的長與消，也深刻暗示了日本必須重做的戰略選擇。對日本而言，日本會不會再繼續失落下去，關鍵在日本人能不能再出現一個像福澤諭吉一樣的政治戰略家。
（作者為鳳凰衛視資深評論員）
1885年3月16日，福澤諭吉發表《脫亞論》，其中心觀點認為「不應猶豫等待鄰國之開明而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方文明之國共進退」。其中的口號「脫亞入歐」甫提出，便被日本政府奉為今後日本發展與邁向現代化繁榮國家的金科玉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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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社論／亞洲化：從雁行理論到龍騰效應
2019-04-12 經濟日報社論
台灣，昔為四小龍之首，曾幾何時，如今已位居四小龍之尾。其中緣故，固與台灣本身條件與作為有關，更與大環境大形勢之變化有關。大環境大形勢之變化為何，一言以蔽之，「亞洲化」也。
「亞洲化」（Asianization）這個概念，是近年冒起的國際關係專家、41歲的卡納（Parag Khanna）所提出的，他向來關注全球化和全球聯繫等議題，在不久前出版的新書《未來屬於亞洲：21世紀的全球秩序》中指出，世界秩序的中心已由西方轉向亞洲，他形容19世紀的世界特徵是「歐洲化」，20世紀是「美國化」，21世紀則是「亞洲化」。
事實上，亞洲化的過程從上個世紀下半葉就開始萌發了，進入21世紀後，仍在持續發展擴大之中，大體上，已歷經了從「雁行理論」到「龍騰效應」的兩個階段。
日本作為亞洲化的一梯隊，二戰結束後，1960年代開始即在美國扶助下從廢墟中重新崛起，不過30年，GDP即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老二，這個在當時被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譽為「日本第一」東亞島國，創造了一個「雁行理論」，將自己喻為雁行之首，之後以「人」字形排列的，則是繼日本之後興起的亞洲四小龍：台、港、星、韓。四小龍尾隨日本之後，無論從技術的移轉，市場的交替，及產業鏈的銜接而言，「雁形」都是一個十分恰當的比喻。只可惜，雁行隊伍飛得並不持久，作為領頭雁的日本，飛了30年，在1991年經濟大泡沫破滅之後，動能急遽減弱，迄今已30年，始終未見大起色，尾隨的四小龍，群雁無首。一時也失去了方向，各自摸索亂飛。就在此時，一隻真正的大龍在經過漫長的「潛龍勿用」階段之後，開始「見龍在田」了。
1978年底，鄧小平作出了歷史性的「改革開放」決定，打開了封閉了30年的中國，通過轉軌的改革將中國同全球接軌。一時間，就同周邊地區產生了巨大的融合，資源的優勢互補。中國大陸豐富的土地與勞力，跟日本及四小龍的資本、技術、管理及全球網路，天衣無縫地結合了起來，於是中國大陸迅速成了資本、技術、管理的輸入大國，與本身資源結合，開始釋放出巨大的經濟動能，以全球市場作為拉動的引擎，不但創造了年均10%的高成長率，也帶動周邊地區的經濟。「龍騰效應」取代了正在消失中的「雁行理論」。
隨著歲月推移，龍騰效應也與時俱變。第一階段，是牢牢抓住上世紀下半葉的全球化大機遇，把中國大陸發展成了世界大工廠。在此一過程中，中國通過模仿、山寨、學習及技術購買，持續快速提高本身的技術創新能力；另一方面，隨著就業與所得的增長及財富的累積，將世界大工廠轉變成了世界大市場，這在全球化進入21世紀，因遭遇不斷挫折、打擊，速度減緩，甚至演變為「逆全球化」之際，恰恰補上了全球需求的空缺，也因此進一步牽動到中國跟周邊地區乃至於全球的政經與戰略關係。這是龍騰效應的第二階段。可以看到，這時「亞洲化」的現象與形勢已益發明顯。
2013年，習近平上任，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意謂著龍騰效應將進入第三個階段。通過鐵公路、港口、網路等基建，正在以一種不同於傳統全球化的方式，來推進更大程度的經濟一體化；一帶一路持續發展，也很可能最終把在地質學上原本就是一整塊大陸地的亞、歐、非三大洲，全面地串連整合起來，到時，亞洲化同歐洲化或將出現歷史性的結合，對全球政經戰略地緣板塊的影響不言可喻。
台灣地處亞歐非大陸板塊的東南一隅，四小龍時代的時空形勢早已一去不復返，當知天下潮流之所向，明白及掌握龍騰效應之邏輯，順勢而非逆勢而為，或方有可能在新全球化時代中保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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