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起，總統先生，您是說，中國是一個北極國家嗎？”

“在您說話的時候，我一直在忍著，（現在）您也可以忍著別插嘴。”

這段對話，是在2019年，俄羅斯舉行北極論壇時，美國彭博社記者約翰·弗萊爾，和俄羅斯總統普京之間發生的。

對話發生的背景，是俄羅斯主辦北極論壇，邀請了許多國家政要出席，同時也邀請了世界各地的記者。約翰·弗萊爾也在其中。

但在記者提問環節，約翰·弗萊爾抱著一種根深蒂固的敵對情緒，數次打斷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發言，試圖讓普京難堪。

當普京在會議上，提及中國也是北極地區建設不可或缺的力量時，約翰·弗萊爾再次忍不住打斷了普京。普京一怒之下，直接強硬的表態讓他別插嘴，當著眾多媒體的面，間接地指責約翰·弗萊爾沒禮貌。

被普京教訓後，約翰·弗萊爾只能尷尬地笑笑，坐下靜等普京發言完成。

但由此帶來的一個現象，卻值得我們深思。在這次論壇上，當普京說起中國時，弗萊爾為何會如此大的反應？

中國是不是個北極國家？

在這次論壇上，普京一提起中國，弗萊爾為什麼就像是被踩了尾巴一樣，不顧禮貌地站起來打斷普京發言呢？

北極論壇，全稱是“北極·對話區域國際論壇”。這個論壇的性質，有點像是招商會。簡單來講就是俄羅斯想要開發北極資源，包括航道，能源等等。

但以俄羅斯一家的力量，不足以承擔開發北極所需要的資金。相反，由於阿拉斯加的存在，美國也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北極國家，在跟俄羅斯爭奪對北極的主導權。

在這種背景下，俄羅斯只能廣邀夥伴，邀請中國、北歐一些國家，一起加入北極開發的事業中來，與美國競爭。

2019年，由俄羅斯主辦的第5屆北極論壇上，普京為了反駁弗萊爾關於“俄羅斯是北極最大的經濟體”這個說法，主動提到：“中國才是北極地區最大的經濟體”。

隨後，弗萊爾不等普京說完，就立刻站起來詢問普京，是認為中國是一個北極國家嗎？

看上去他只是提了一個問題，但背後牽扯著的，卻是關於北極資源的劃分。即中國有沒有分享北極資源的權力。

很顯然，弗萊爾的意思是，中國在地理上不屬於北極地區的國家，因此不能算北極地區最大的經濟體，自然也就不具備分享北極資源的權力。

如果這個理論成立，那麼普京和俄羅斯廣邀合作夥伴，一起開發北極地區的做法，自然也是錯誤的。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普京當然明白弗萊爾的言外之意。

於是他毫不留情地指責弗萊爾打斷自己發言的不禮貌行為，實際上就是對弗萊爾的問題，做出回答了。

那麼，中國到底是不是北極國家呢？從地理上來看，我們只能算是“近北極國家”。但北極和南極一樣，它是獨立的大洲，其中蘊藏的資源，是全世界的。

根據《國際海洋法公約》，以及1925年簽訂的《斯匹次卑爾根群島條約》，中國擁有合法勘探，發掘，利用北極地區資源的權力，這一點是有國際法背書的。

事實上不止是普京和俄羅斯，就連北極地區的其它相關國家，也支持中國積極參與到北極的開發與保護中來。

只有美國，秉持著一種自己是賊，看別人都像賊的觀念，渲染什麼中國要把北極“南海化”，對中國加入開發北極，抱有一種很深的敵意與排斥。

彭博社記者弗萊爾，質問普京，“中國是不是一個北極國家”，就正是在這種觀念的熏陶下，妄圖指出普京的“錯誤”。

不過在這次事件中，中國是不是北極地區最大的經濟體，只是一個表象。真正的問題是，一個彭博社的記者，為何敢屢次三番地打斷普京說話，表現得如此咄咄逼人呢？

難道是受到了所謂“自由精神”的影響，美國記者都這麼嗎？

把乖戾當“勇敢”，背後是文化自大

美國記者是不是都這麼無所顧忌，看看美國國內的輿論環境，就知道了。

表面上看，美國是一個強調“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誰都可以肆無忌憚地發表自己的看法。但實際情況真的是這樣嗎？

舉個例子就知道了。

2021年9月，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參加一個論壇，這次論壇上，一位曾在伊拉克戰爭時服役的美國老兵，指責小布什是個“騙子”，用“洗衣粉”騙數万美軍跑到伊拉克，打一場根本沒意義的仗，並說他應該為伊拉克死難的幾十萬平民道歉。

結果，話還沒說完，就被幾個膀大腰圓的保安，給拖出去了。如果美國真的講究絕對的言論自由的話，又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正如普京此前在某個會議場所，公開說的那樣。任何國家，都沒有絕對的自由。只不過每個國家對輿論管控的方向，不一致而已。

更激烈一點的例子，也有很多。

2020年9月22日，一個叫安德烈·佛爾切克的美國記者，在土耳其遭到暗殺。雖然到底是誰殺了他，現在還沒有定論。

但國際輿論普遍猜測，這人的死，跟美國中情局有關。因為他經常在網上，發布一些對美國不利的言論，因此遭到報復。

以上這些例子，都足以證明，在美國，也不是絕對的言論自由的。像弗萊爾這樣，咄咄逼人，提問的目的不是為了真的探尋問題的答案，而是為了讓普京總統難堪的行為，不能完全用美國記者崇尚“言論自由”，無所顧忌來解釋。

那麼，是什麼給了弗萊爾勇氣，讓他不顧禮貌，數次打斷普京問話，想要讓普京難堪的呢？

這事說起來很複雜的，但歸根到底，是西方多年來形成的文化自負。

直白一點，就是在強勢的政治經濟環境下，形成了強勢的文化。下意識地認為自己所堅持的價值觀，是對的，是高人一等的。其它與美國人認知不一致的想法，都是錯誤的，是需要改正的。

多年來，西方正是秉持著這種文化觀念，對俄羅斯指手畫腳。在外交場合，經常出現西方記者逼問俄羅斯外交官員，甚至總統普京的現象。

站在美國的立場上，這些記者一出了美國，就敢這麼肆無忌憚，把乖戾當作“勇敢”，把不講禮貌的冒犯，當作“自由”。

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人家知道，自己背後站著強大的美國，其它國家不敢因此把自己怎麼樣。

但站在其它國家的角度上來講，這種不管什麼事，永遠覺得自己認為對的，就應該是對的，不去換位思考，而是隨時做好準備，要征服別人，給別人難堪的文化，就是赤裸裸的文化霸權。

在參加這次北極論壇之前，弗萊爾就在自己的社交網絡上宣稱：暴風雨前的寧靜，聖彼得堡時間下午兩點，記得收看。

作為一個記者，去參加一個論壇，會有什麼暴風雨呢？弗萊爾這條“朋友圈”，足以證明，他就是奔著為難普京而去的。

美國輿論界天天說普京是威權政府，實際上如果是真正的威權政府，比如像沙特那樣，有美國記者罵了沙特王儲之後，直接被莫名其妙的肢解了，美國記者還敢這麼不講禮貌嗎？

所以說，美國記者向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其它國家政要提問時，經常出現這種不講禮貌的言行，並不是所謂言論自由，而是徹徹底底的文化自大。

為什麼總是俄羅斯？

最後一個問題是，這種美國記者在提問時，咄咄逼人，刁鑽可憎的場面，其實並不罕見。包括中國在內的其它國家外交發布會上，也經常出現。

但是，最後場面變得火藥味如此濃厚的，就只有在俄羅斯最為常見。那麼問題就來了，為什麼總是俄羅斯呢？

首先，這當然是因為“戰鬥民族”火爆的脾氣。

美國全球稱霸，導緻美國人到了任何一個地方，都有種高高在上的優越感，而其它國家呢，有的不願意跟這些美國記者計較，有的確實依賴美國經濟，不敢得罪美國主流媒體。

但俄羅斯完全不同。從歷史上看，現代國家意義上的俄羅斯，脫胎於蘇聯，而蘇聯在意識形態和文化層面，那是曾跟美國並駕齊驅的。

換句話說，美國人面對其它國家時有優越感，蘇聯人也有。而從蘇聯時代走過來的俄羅斯，面對美國輿論攻擊時，絕對不怯場。

這種文化上的“不怯場”，疊加俄羅斯人的脾氣，就導致了俄羅斯的領導人，面對美國記者的挑釁時，經常寸步不讓，反而讓美國記者難堪。

另一方面，普京作為一個總統，直接跟一名美國記者交鋒，雖然看著解氣，但對於俄羅斯來說，其中也有一些不得已。

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上了西方的當，在社會文化，經濟制度等等方面，全盤西化，號稱是“休克式療法”。

最後經濟沒發展起來，俄羅斯也沒被西方世界接受，但各種西方現代文化製度下的弊端，卻學了個十成十，其中非常突出的一點，就是輿論綁架政治。

輿論對政治有監督作用，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輿論完全被資本操作，成為利益集團為自己牟利的工具。

這種情況下，輿論中理性的，持中的意見根本沒有生存的餘地，而各種極端的，民族主義和排外的言論，卻甚囂塵上，最後綁架政治，影響一個國家的施政方略。

更重要的是，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歐美國家，那還好。畢竟這些國家就算彼此之間有什麼矛盾，也不會上升到試圖顛覆對方政權的地步。

可俄羅斯“休克式療法”以後，自己國內的輿論，和西方國家的輿論，徹底融合在了一起。這種情況下，等於是給了西方國家一個在輿論上擊敗俄羅斯的機會。

由此，以弗萊爾為代表的這些記者，就對俄羅斯“宣戰”了。

他們利用各種場合，在輿論上攻擊俄羅斯。

他們對普京，包括俄羅斯外交部的種種提問，與其說是為了獲得答案，不如說就是為了駁倒俄羅斯，讓俄羅斯當著全世界的面，承認俄羅斯的主張是錯誤的，西方輿論的看法，才是正確的。

而這，顯然是不符合俄羅斯利益的。因此就會經常出現俄羅斯外交官，甚至俄羅斯最高領導人，直接跟西方記者唇槍舌劍的場面。

看上去，這種強硬的方式，體現著俄羅斯這個民族的特點，也非常解氣。

但反映到輿論戰爭中來的時候，實際上是俄羅斯國內受到西方文化影響太深，沒辦法在輿論陣線上“禦敵於國門之外”，只能跟這些西方記者近身“搏殺”。

但很顯然，只要美國在西方輿論場中是佔據優勢的，像弗萊爾這樣的輿論“鬥士”，就不會有所收斂，只會變本加厲地，向俄羅斯發動輿論攻擊。

因為他們就算失敗一百次，但只要成功一次，回國之後就可以被視為“英雄”。而俄羅斯呢，只要輸一次，國內歐美支持的反對派，就可以藉助政府在輿論場上的失利，壯大一分。

從這個角度來看，普京在各種外交場合強硬反擊西方記者，也是一種基於俄羅斯國情的迫不得已。

結語

政治是人心的藝術。而輿論，是影響人心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自從冷戰結束以後，美國從輿論戰爭中得到了好處，於是開始肆無忌憚地在全球推行所謂的“普世價值”，把自己宣傳成為“山巔之國”，“上帝的寵兒”，而其它與美國不對付的國家，都變成了“反派”。

像弗萊爾這樣的美國記者，正是秉持著一種我是“正義使者”，你是“大反派”的心理，對俄羅斯展開輿論攻擊，就算面對的是一代強人“普京”，也完全不在乎，因為在他們心中，自己是為“正義”二戰，面對全球最大的“反派”，還講什麼禮貌呢？

而俄羅斯呢，本身又因為多早起發展政策，與西方輿論徹底的融合在了一起，明知道這些人就像蒼蠅一樣討厭，卻不能直接將其拒之門外，否則得罪美國主導的輿論界不說，還可能反噬到國內。

這種特殊的背景之下，就迫使俄羅斯外交官，包括普京本人，在面對西方記者的詰難時，不得不表現出“強硬”的姿態。

這跟近些年西方說我們“戰狼外交”一樣，兔子急了還咬人呢，再好脾氣的人，被逼到牆角了，都會反擊，更何況俄羅斯民族，從來都不是“好脾氣”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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